探访中国第一乞讨村另类生活

　　甘肃岷县小寨村近些年以“中国第一乞讨村”的说法进入公众的视野。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村？为什么如此多的村民涌到沿海城市行乞？2012年第一天，早报记者赶到小寨村探访。

　　“别跪了，站起来。”这条曾在小寨村随处可见的扎眼标语，如今已悄然更替为“教育改变命运，知识创造财富，学习充实人生”。这个因乞讨而闻名的小村子努力实现着自我救赎，改变正在发生：外出要饭的人数逐渐减少，曾经“笑贫不笑乞”的民风也已消散，行乞在当地变得越来越见不得人。

　　■走进“乞丐村”

　　父子俩的另类成名

　　从岷县县城往西南方向走35公里，顺着一条沟壑旁的水泥路，行至山沟深处，小寨村就在眼前了。背负着“乞丐村”之名的小寨，原先是一个乡，2004年底，小寨被合并到中寨镇管辖。

　　小寨村的“名人”

　　通往小寨村的汽车上，记者曾如此想象它的模样：封闭、绝望、挣扎。但真正来到小寨，记者多少有点“失望”：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数山村没有太大的区别，它甚至显得有点热闹。记者在入村的十字路口看到，小寨的房子大部分是土坯房、砖瓦房，偶尔有几座二层小楼显得异常醒目。一群老人在村口玩纸牌，旁边有几个年轻人正在打台球。集市街道两侧估计有上百家业户，药材店和小饭店居多。

　　记者一打听，很快就找到李尕猴的家，他可是小寨村的 “名人”，培养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儿子李玉平曾在小寨初中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在当地曾掀起极大的波澜。

　　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家里太穷，甚至连一包1元钱的盐巴都买不起，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跟着村里六七名老人去成都要饭。李尕猴在街头拉二胡，儿子则伸出冻得红彤彤的小手。那年他带着孩子去了两次，第一次没要着钱，还被收容了。下半年爷俩又去了，这一次在成都的夜市要了一个多月，结果讨来300元。这些钱变成了300斤粮食，这对他们家来说，可是救命的粮食，一家人塌实地过了个年。

　　他有两个“最早”

　　李尕猴的屋里挂着儿子儿媳的巨幅结婚照片，房间里有一个有些破旧的沙发，桌子上是一台小彩电。他家在小寨村算是最穷的一批，原因很简单，用他的话来说“我是最早出去要饭的，也是最早不去要饭的”。尽管穷，但李尕猴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供孩子上学。他至今还记得，儿子李玉平责问他的场景——“我都这么大了，你到底啥时候让我上学？”儿子的话说得李尕猴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他再没带孩子出去乞讨过。

　　李玉平考上大学那年，李尕猴非要陪儿子到湖北的学校报到，就想看看大学到底啥样。但回家的路上，为了还儿子上学欠下的债，李尕猴又开始沿街乞讨了。儿子听到消息后很快赶来，将父亲劝回了老家。记者采访时，李尕猴从里屋翻箱倒柜，找出了两张银行催款单，一张1500元，一张3000元。“为了孩子上学，我到现在还拉着1万元的饥荒，但是这个钱花得值。”李尕猴说。

　　现在，李尕猴家里有三亩两分地，全种着药材，加上外出打工，一年也有上万元的收入。去年，李尕猴把老房子翻新了，又欠下1万元的债。不过，李尕猴对此没太看在眼里，他说明年自己要去内蒙古打工，这些钱都会还上的。“儿子有志气，将来挣大钱了，我的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李尕猴喜滋滋地说。

　　李玉平已经毕业，在无锡一家网络公司工作。2005年，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过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这篇文章在村里、镇里、县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也因为这篇文章，李玉平曾接受过众多媒体的采访。

　　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在李尕猴家，记者拨通了李玉平的电话。李玉平说，自己当年写这篇文章，就是因为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乞讨，内心深处始终抹不掉这段痕迹，很痛的心痕。他不想看着更多的孩子被带出去行乞，不想自己的老家一直被冠以“乞讨村”的恶名。因为这篇自揭“家丑”的文章，李家还一度招致了很多村民的不满，甚至是无礼的谩骂。“当时村里的乞讨氛围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这几年情况不一样了，老家变化也很大，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李玉平说。

　　父子两人的另类成名，折射出的恰好也是小寨村的另类成名史。新世纪以来，一向鲜为人知的小寨村突然因为乞讨而在全国知名，每到年底或某个重大的节庆活动，小寨村就会迎来记者，他们的惟一采访指向就是——揭秘全国第一乞讨村。10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寨村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行走在去除“乞讨村”恶名的自我救赎之路上。

　　“打工”有另一层含义

　　■记者调查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提供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变化，这几年来从外地遣送到岷县的人越来越少。2009年县里接收了11个村民，其中只有5个是岷县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让去接岷县乞讨者，结果去了后发现都不是岷县的。

　　记者在小寨及周边山村探访过程中，也明显地感受到村民对乞讨的态度和观念已经改变。乞讨，在当地人看来也是不光彩的事情。

　　外出乞讨的人少了

　　1月1日中午，记者向村口一些晒太阳、打纸牌的老人询问有没有从外地回来的乞讨村民，可能问得太直接了，大家都是讳莫如深，摇摇头说不知道。其实，据同行的当地人吕文智透露，在小寨村、水坪村、虎龙村等村落，有乞讨经历的村民占到六七成。以前，大家乞讨回家，相互之间还炫耀一下自己的“收成”，交流一下不同城市的行乞“行情”，但现在变了，外出乞讨的人确实少了，即使有人出去干这事，也大都对村民说是“外出打工”了。

　　记者在村口磨了半天，才有人说，村里有一些二层楼的，其中很多是以前要过饭的，但他们都说是在外面 “打工”，让记者去试着打听一下，“人家愿不愿意对你说就不一定了”。还有村民对记者说，前几年曾经有过“租”孩子外出要钱的，不过现在没有了。

　　村口有一座二层楼，一楼开着小商店。村民说，这户姓杨的村民刚从外地回来，常年在外面要钱，已经要了20多年。记者走进商店打听老杨是否在家，一名妇女一听是记者，明显有些不快。她说老杨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且他早就不乞讨了，在外面打工挣钱，还小声嘀咕着：“有些人就愿瞎传话。”

　　沿着小寨村的集市道路往山里走，途经大古村、水坪村，这些村子前些年也有大批村民外出行乞。大古村一名姓董的村民对记者说，自己的姐姐一个月前刚出去乞讨了。“去年她到深圳打工，结果被电子工厂给骗了，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这次是跟着别人去外地要饭了，要点钱好过年。”小董说，姐姐出去后，一直没有给家里来个信，家人都很担心她。

　　“要钱人”也自认不光彩

　　水坪村口，几位正在晒太阳的老人听到了外地口音，说话明显收紧了口风。随行的吕文智用当地话告诉他们，这是自己的朋友，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来了解些情况。老人们这才慢慢地放松下来，他们说，以前村子里确实有一些出去要饭的，大家也不避讳，但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说自己出去是“打工”，到底是打什么工，大家不知道。

　　村里有几个孩子正围着摩托车玩耍，记者说要打听一下村子里出去 “要钱”的人。“俺知道，带你去。”一名小男孩答应了记者的请求，带着记者去探访乞讨人家。沿着越来越高的山路走了一刻钟，记者来到了一处装修还算不错的房子前。一名男子刚锁好门打算外出，看到来了客人，热情地将记者让进屋。可小男孩刚把来意一说，男子的脸色就变了，坚决说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怎么可能去干这样的事情。记者离开后，男子还很不放心地跟着记者走出了500多米，看到记者离开了村子，才转身离去。

　　至此，记者前后调查了近10户村民口中的“要钱人”，只有3户承认行乞过，但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外出都是在“打工”。这些外出行乞的人，内心深处也认为行乞不光彩。炫耀变成羞愧，这样的变化毕竟是一种好事，观念的变化终会让“行乞风”烟消云散。

　　■新闻背景

　　“乞丐村”的由来

　　“乞讨是一种耻辱！被外面的人说成是乞丐村，我们这些村干部，心里很不好受。”小寨村村主任董福忠说，小寨村发家的第一批人是靠行乞，但是他再三说，现在已经有80%的人改行了，“原先厉害的时候，一年能有400多人出去要钱，现在已经很少很少了。”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村民不再大量种植青稞，而是改种当归、黄芪、党参等中药，再就是很多村民到新疆、内蒙古打工赚钱，外出行乞的人减少了很多。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说，小寨村村民外出乞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岷县志》中记录着：“1960年，由于连续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发生严重饥馑，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在中寨镇政府，行政秘书赵建平给记者提供了一份材料，这份名为《关于中寨镇小寨片等村部分群众外出讨要问题的汇报材料》写着：中寨镇平均海拔2300米，年降雨量502毫米，现有18个村委会，全镇7521户，总人口36996人，有耕地32623亩（其中山地21123亩，半山地9400亩，川水地2100亩）。全镇人均耕地0.92亩。2010年人均收入2354元，而201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小寨片涉及讨要的包括虎龙、水坪、峪谷、兴裕、珠治、出扎7个村。

　　赵建平说，小寨片由于地处岷县北部山区，干旱少雨，生态脆弱，灾害频繁，致使部分群众外出乞讨。在讨要过程中，部分群众觉得讨要来钱快、不费力，产生了好逸恶劳的思想，慢慢把讨要作为谋生的手段，并开始走上职业化讨要的道路。特别是个别群众，通过讨要盖起了新房，购买了三轮农用车、摩托车等，家庭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有的甚至成了当地的富裕户，给部分群众带来了负面影响，产生了误导和诱导，把讨要作为增加家庭收入的途径，有的利用孩子寒暑假携带学生外出讨要，给孩子成长和教育诸多方面带来了不利影响。

　　也有部分群众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由于文化水平低，没有一技之长，凭苦力挣钱收入少，而且时常发生老板拖欠工资的事，使个别人产生行乞的念头，逐渐走上讨要为谋钱的路子。也有部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群众，由于婚育观念落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政策，携妻带子去外地讨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