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死囚复活案:当事法官竟然不知疑罪从无

　　办案法官不知“疑罪从无”

　　认定徐浩杀人的主要证据来自证人证言，辩方律师曾数次申请证人出庭，最终未果；举报“同伙”的张文华更因潜逃，使徐浩未能与之对质。

　　虽然方金龙认为招供笔录已是“铁的证据”，但1999年3月19日，因证据不足，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曾裁定，准予襄樊市检察院撤诉。

　　然而，仅一个月之后，1999年4月19日，检方未补充任何新的证据，法院重新开庭，判决徐浩死缓。

　　根据1998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检察院重新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

　　“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点问题，所以当时就想，还是留点余地，搞个死缓算了。”方金龙至今依然认为，最终的死缓判决“还是搞得不错的”。

　　这种做法被称作“疑罪从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撰文解析说，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但又认为被告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不甘就此作出无罪判决，而使“犯罪分子逃脱法网”。

　　刘宪权认为“疑罪从轻”实质仍是“疑罪从有”，是冤案迭出的祸根。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坚守的底线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而不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近几年出现“杜培武”案、“孙万刚”案、“佘祥林”案、“胥敬祥”案以及“赵作海”案，其中三人被“轻判”死缓，留下一命，而原本他们应免于刑罚。

　　方金龙回忆，自己于1979年由襄樊军分区转业进入法院，1997年前后，整个襄樊市中院约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是复转军人，“我们转业以后，什么都不懂，都要慢慢学。那年我们办案的时候，还没有‘疑罪从无’这种观点。”。

　　徐浩入狱多年，一直拒绝认罪。服刑9年后，监狱曾主动申请为其减刑到有期徒刑20年，但徐浩在拿到减刑裁定后，就撕了。他曾在一封信上写道：“我父亲为了鸣冤已经累死，我不想让母亲再继续鸣冤受累。”

　　徐母赵克凤成了“专业上访户”，多次前往北京、武汉等地要求重审此案，湖北省政法委也曾向襄樊市政法委发函，认为该案“确实存在证据不足……可谓错误百出”，要求该委督促襄樊中院重新调查。然而，各级法院均以“证据充分”及徐浩曾作多次有罪供述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诉。

　　徐母只能将翻案希望寄托在寻找张文华的下落。但直到2007年，襄樊市中院的一个老领导告诉她，张文华已在宜昌死了，不过改名换姓叫了唐建敏。赵克凤说，那个领导既是好心，也是劝她“死了申诉这条心”。

　　2008年8月，赵克凤委托北京律师查明“唐建敏”还活着，遂向湖北省检察院反映。一年后，她等到回应：张文华冒名“唐建敏”，已于2002年因抢劫等罪，在宜昌被判死枪决。

　　私下里，赵克凤会偷偷地哭：“张文华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我儿子还要不明不白地坐多久的牢？”有时她也纳闷：“张文华被当作‘唐建敏’杀掉，如果不是老领导好心，这消息是不是就跟着张文华一起埋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