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宁津“丢子”疑云：DNA鉴定十年没有结果

　　“活着不通知就送人，绝对不可能”

　　当年的妇产科主任高松丽如今还在医院，偶有出诊。在高松丽家中，他对1988年农历正月十四晚上的情形表示“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对鲁建军寻找尸体未果，高松丽表示“没那事，当时处理的时候全让家属知道。那时怎么不找？怎么又想起找我来了呢，我一辈子没有遗憾。不了解情况，对不起。”

　　另外一位医生苏文兰同样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但她向本报记者确认，当

　　“大出血的情况应该交代清楚病情，包括孩子是否有生命危险等。”苏文兰称，孩子生出来肯定应该让产妇或者家属看看，“没有出现过孩子死了不通知人家的情况。”

　　对于鲁建军怀疑孩子从医院送给了别人，苏文兰说不可能：“活着不通知就送人，绝对不可能。”但苏文兰也表示，当时流产技术不发达，很多私生子、超生的孩子，产妇会要求将孩子送给别人。

　　但她否认会有护士向拾养人要钱的情况，“按照一些惯例，拾养孩子的会给产妇一些抚养费、营养费、住院费等，但不会给护理人员钱，顶多买点水果、糖块等。”

　　而被祝殿业怀疑“买了”自己孩子的朱德芹，曾用3000元营养费换来了一个孩子，送给了自己的侄子孙书轩收养。

　　朱德芹回忆当年的事情：“一个个子很高的女人来到宁津县妇幼保健站，问有没有想要收养孩子的。哪一年，哪一天我记不住了，当时我们共有4个人在值中午班，都说想要这个孩子。”

　　“又过了大约一天，这个女的把孩子抱了过去。”朱德芹说，她去银行凑了大约3000块钱，给了抱孩子的女人。点完钱后，女人还喂孩子吃了一次奶，抱着让孩子尿了泡尿。

　　朱德芹回忆，当时女子说这个孩子出生于正月十八，“孩子是她本人的，要不然能有奶吗？孩子那会已经两个多月了吧，盖着一个破毯子，从出生日期上来说也与祝殿业所称丢失的孩子不一样。”

　　DNA鉴定十年无果

　　鲁建军回忆起1997年农历正月二十，他在孟广乐上学路上曾和他打过照面并说过话，“我逗他怎么不骑自行车上学啊，他就问我你怎么推着自行车不骑啊。”

　　但随后孟广乐就转学了。此后几年，随着夫妇二人的打听，孟广乐也像躲着他们一样不断转学，休学后则常年在外打工，14年间，鲁建军只见过一次孟广乐。

　　孟广乐现在已经结婚，与爱人在天津打工。“孩子都成人了，我只想确认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是，哪怕以后只是亲戚我们也愿意。”鲁建军说。

　　鲁建军抱着这个念头和希望已经十年，最接近的一次堪称擦肩而过。

　　宁津县公安局原干警王志新曾负责过这一案件。“大约是1997年的腊月二十，我去找王志新了解案情，他告诉我今年就让孩子回家过年。”但临近春节，王志新却突然又改口说过了年再说，这一拖直到王志新去世，其中缘由也断了线索。

　　2001年6月份，在公安部出台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相关文件后，鲁建军家人到山东省公安厅反映了自己的情况。几天后，山东省公安厅委托德州市公安局，配合宁津县公安局，给鲁建军夫妇和孩子做验血鉴定。

　　“当地公安部门告诉鲁家血液样本要送到北京做鉴定，三个月后才有结果。”但三个月后鲁建军询问当时抽血的法医杨金强，被告知检测需要排队，而这一等便是十年。

　　对于张长海所说鉴定结果已经出来，并且公安部门已经告诉了他，鲁建军一直持怀疑态度。本报记者在宁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法医室采访获悉，2001年的DNA检测肯定不会留底。

　　9月1日，本报记者辗转联系上当时的法医杨金强，被告知2001年血液样本送到北京后，一直没有信息反馈回来。也就是说，尽管已经采了血，但仍然无法确定鲁建军和孟广乐是否是父子关系。

　　“张长海显然说谎了，这是想让我死心。”走出刑警大队门口，鲁建军望着空旷的开发区马路，一脸惆怅。

　　9月1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通过微博对此案表态：已部署涉案地核查此事。

　　疲惫了多年的祝殿业夫妇唯一的希望是，公安部门能让他们和怀疑的孩子做DNA鉴定，“但必须我们在场。”（文/片 记者 张子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