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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上楼,把老百姓都搬穷了” 没有了土地,农民的生活将会如何?陈俊元认为农民生活是“更好”的。 关于补偿和安置,平度市规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的形式”。陈俊元介绍,每亩地村民一年获得1200元补偿。“要按现在的生产水平,一亩地风调雨顺,一年也就收入几百块钱。现在你不用种地就白拿这些钱,还可以出去搞点别的生意、打打零工,这不是更好吗?” 他介绍:“别的地方还享受不到我们这里的政策,五间房子就能换300平方米的楼房,简装修,配套和质量全跟开发的房子一样好,拿着米面就能住进来。我们还给免费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是今年刚开始的。女的55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每月200元左右,到年底给每人发2000多元的养老款。” 但程建不这么认为。“一亩地一年至少能收获麦子和豆子各1000斤,现在没有口粮地了,我们吃什么?现在是中年的出去打工没人要,老人靠子女收入维持。” 2010年年初,金沟子村忽然开始给全村村民每人每月发41元钱。所有人去村民小组组长家里领,要按手印、签字。中秋、春节共发1000元过节费,还有花生油等。 村支书陈俊元把这41元称作“生活费”。“41元钱与旧城改造没关系,是村庄的土地、厂房往外租赁的收益,村集体有了积累,给村民的一种福利。” “大部分村民都觉得:反正地已经被卖了,怎么卖的也闹不清楚,个人落点好处就算完了。你就算给10元,也是白拿钱,谁不高兴?唉,过得眼前就算好了……”程建叹息说。 曲相霏实地看到,各村情况各异。“个别村较富裕,给农民的福利比较多,拆了房子发租房费,发米、面、油、菜,就会成为被羡慕的对象。但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福利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从收集到的农民反映来看,即使基层政府目前考虑了配套措施、后续生活保障等,也是不具体、不足以打消农民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和不安全感的。”曲相霏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指出,在“农民上楼”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农民“上楼致贫”现象。“地方政府违法支付少量房屋拆迁补偿款,从中赚取高额差价,而上楼后的农民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向城市看齐。” 在采访中,李园街道代家村一位村民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什么旧城改造?老百姓搬穷咯!” “上楼”应尊重农民意愿 学者分析,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适合“上楼”。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专业农户并不适合集中居住。“因为农业生产不允许他们采取‘进城上楼’的生活方式,而在一刀切的‘农民上楼’后,真正务农的人不得不居住在地头的窝棚里。” 同时,一些新建小区缺乏相关产业的支撑,城不像城,村不像村。“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习惯,已‘脱产’了的农民也不喜欢,这样的小区,农民恐怕迟早会逃离,造成投资浪费。” 党国英认为,对“农民上楼”不宜一概否定。从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角度看,“农民上楼”确实有必要。 他估计,未来20年内,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约为3.26亿,这部分新增的城市人口“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农民上楼”后,也会促使乡村治理模式向城市转变,增加以法治途径解决社会问题的几率,有利于社会稳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这就需要更规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和一系列配套的规范制度。” “比如专业农户不适合‘上楼’,但一个农户会不会成为专业农户,需要长期的‘发现’和选择。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摒弃速成式城市化思维,不去强制那些游移不定的农户搬离村庄。要用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推动‘农民上楼’这一历史过程。”党国英说。 到2010年底,山东省诸城市“撤村并居、农民上楼”中“撤村”已经实行,但“并居”和“上楼”的大规模运动,目前方向不明确。前期快的地方,只剩下个别坚持不拆迁的,这几户仍在“被运动”着。 而在村民每月领着41元补贴的金沟子村里,已经建起了广告词为“开盘旺销380套,你还在等什么?”与“和谐自由生活”的欧式风格售楼处。 在采访的最后,一位老村民对记者说:“我就想问问政府,占了耕地搞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你们说的上楼、改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