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工人为天安门升旗26年 死后身盖国旗(图)

国旗覆盖着胡其俊的遗体 中国国旗网供图

    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又缺少见证者，关于胡其俊升旗的很多细节已经很难追溯了。自从2007年胡其俊去世后，他那些由国旗映衬的故事细节也一并被带走了。

    人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年轻电工，骑着他那辆绿色飞鸽牌平把自行车，一次次穿行在天安门广场和右安门宿舍之间的过程中，他所服务的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情。随着他一次次把那面红色绸

    有些事和他切身相关。比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进行之前，他会事先得到通知，早早地把那面国旗升起来，和领袖一起接受万人敬仰。

    有些事情和这个小人物并没有太大关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胡其俊得到通知，要为斯大林降半旗——这是新政权第一次为一个人降半旗。胡其俊并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执行：是降到旗杆高度的一半，还是三分之一？是直接升到半旗，还是先升到竿顶，再降下来？

    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来学习这些，但胡其俊凭自己的感觉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把国旗升到杆顶，然后降下来，约摸停在第二节旗杆的中间位置，就固定了下来。此后，他还特意跑远了，看看旗子的高度，觉得满意了才离开。

    这个独自琢磨出来的降半旗标准后来成了惯例，并被写进了国旗法。20多年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胡其俊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旗。他儿子已经记不起，当时胡其俊有没有痛哭流涕，“时间太久了”。

    这已经是1976年。那个当时满怀激情的年轻人如今已到中年，他那辆自行车后来给了儿子，他的单位也逐渐配上了三轮摩托车和北京吉普。那个当年初生并且朝气蓬勃的政权也经历了诸多风雨，正在迎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的到来。

    胡其俊

    回想起来，就连胡其俊的儿子胡克军也很难说清楚，升旗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的生活。由于一年中需要升旗的次数并不太多，更多时间里，胡其俊像所有普通工人一样，在自己电工岗位上工作。

    尽管升旗的经历以后被看得十分光荣，当年，胡其俊并没有因为这个任务捞到太多好处。直到很多年以后，他凭借自己的工作资历升为副科长。除了升旗之外，这名电力局政治供电科的员工，还要负责天安门和中南海地区的“电保”。每当有重大活动，他经常要带着保密任务，到各个会场去保障电力供应，有时候离家一个月，也不能和家人联系。

    也有时候，他会负责驾驶天安门城楼上的小电梯。他曾经在这个电梯里碰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不过，这个把保密要求挂在口头上的山东男人，通常把这些回忆都藏在心里。

    同事们回忆，胡其俊人比较开朗，喜欢开玩笑。但胡克军回忆，一旦回到家里，父亲几乎从不谈起自己的工作，有时候别人问起来，他也非常严肃，拒绝回答。以至于有几次，他的妻子为此懊恼地埋怨他。也许是受这影响，关于国旗的故事，并没有多少通过胡其俊的口传下来。

    胡其俊家人与国旗有关的一个记忆是，每到要升旗的那一天，胡其俊怕自己起得太晚，会叮嘱妻子一定喊他起床。

    因为经常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胡其俊不时会拿回一些他在天安门上拍下的照片。不过，他当了26年升旗手，却从来没有一张照片上留下过他升旗的场景。当时，这个升旗手也并不受人关注，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篇关于他的报道。

    对胡其俊来说，这荣耀无比的升旗工作，更像是他日常职责中寻常的一部分。升旗并不轻松，根据专门研究国旗的专家估算，整面国旗与旗杆加起来，足足能有15公斤重，如果碰上下雨天，旗子被雨打湿，再重上一倍也不止。加上天安门广场风大，升旗变得十分辛苦，胡其俊曾不止一次向别人回忆，因为国旗容易兜住风，他经常被从基座上连人带旗吹下来。而碰上下雪天就更麻烦，因为旗杆的基座上太滑，很难站住脚。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胡其俊还能记起，1956年10月的一天，他在大雨中升起国旗的情景，过了很多年后仍然忘不掉那时候多么费力。

    出于安全考虑，大多数时间里，降下的国旗会收藏在当时的天安门管理处办公室。不过，也有些时候，因为第二天要起早升旗，胡其俊会在升旗的前一天，把国旗用布包好，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骑个半小时赶回右安门附近的家里。

    据说，当往自行车后座上捆国旗的时候，他总会嫌这旗子捆得不够牢。而一进门，他则会把国旗叠得整整齐齐，藏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衣柜里。

    起码在那26年里，通过胡其俊的手，这面象征着国家的旗帜时常在一户普通人家的衣柜和最受瞩目的广场上空来回切换，没有让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当。

    变迁

    1977年5月1日劳动节，48岁的北京电力局职工胡其俊像往常一样，又一次把国旗升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

    不过这一天，胡其俊显得比以往要正式。他特意换上了一身涤卡衣服。傍晚，当他降下旗，把它送回天安门管理处的办公室，然后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长安街的人流里时，属于他的一个时代也结束了。

    或者说，由一个人升国旗的时代结束了。从这天开始，北京卫戍区接手升旗的工作，国旗班代替了胡其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从此告别了“业余”时代。据人们后来形容，当胡其俊离开时，他自行车后座上一直用来绑国旗的绳子，“空空地散落在一旁”。

    国旗班每次升旗先是有两个人，后来又增加到3个。他们穿着军装、手持国旗走出天安门时，比胡其俊要正式得多。不过，起初，当他们走到长安街上时，遇上红灯，总要为长安街上的自行车和汽车让道。并且，他们和当年的胡其俊一样，每次都要翻过护栏，才能进入升旗台。

    后来，1991年，当国旗护卫队代替了国旗班负责升旗时，旗台进行了改造，已经不需要翻越护栏才能进入了。胡其俊用过的22米高的旗杆，如今变成32.6米高，升旗的人数也从3个，变成了36个。

    国旗研究专家、原总政办公厅编研室主任邢华琪曾经花费很长时间，追寻与胡其俊升旗相关的那段历史。他觉得，在胡其俊那个年代，升旗是一件朴素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天安门和国旗，在人们心里还没有那么重要的象征意义，“要知道，当时，天安门前是可以开卡车的”。

    从2000年前后开始，邢华琪突然将个人的研究兴趣转向国旗。他回顾与国旗有关的历史后认为，在胡其俊升旗那个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人在升旗的时候唱国歌。事实上，他回忆起，在“文革”期间，因为田汉被打成反革命，由田汉作词的国歌，连词都被改掉，到“文革”结束后才又恢复。

    在邢华琪看来，国旗是在此后才逐渐在人们心里获得崇高地位的：1983年，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小学举行升旗仪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国内开始有了电视直播，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国旗在国外的赛场上升起。邢华琪还记得那时的情形，他觉得这确实能大大提升人们内心的国家自豪感。

    “国旗逐渐成了爱国的象征、政治的象征”，邢华琪觉得，随着仪式越来越隆重，形式逐渐大于一切，邢华琪自称喜欢看俄罗斯的升旗仪式，仪仗队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前进，而是故意来回跑，显得没那么僵硬。他也很欣赏一些国家的元首在看体育比赛时手持国旗大喊的场面，“显得那么自然”。

    “如果一直让胡其俊升旗升到最后，或者起码升到他退休”，邢华琪说，“那么这会变成一种传统，会让他的升旗变成世界上最打动人的升旗仪式。”

    对升旗仪式所发生的变化，胡其俊的儿子胡克军则感到振奋。“你不得不承认”，胡克军感叹，“这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国力强了，对升旗重视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规模。”

    不管怎么说，属于胡其俊那个年代的“业余”升旗已经成为历史。每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升旗的人，由于人越来越多，后来不得不采用安保力量将人群分割开，以免发生混乱场面。而那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升旗手们也开始被人追捧，帅气的国旗护卫队战士，成为很多人嘴里津津乐道的话题。

    胡其俊不再担任升旗手以后，有时也会来到这里，变成观看者中的一员。有时候他是自己来，也有时候是陪着儿女。胡克军回忆，父亲只和他去看过一次升旗，他们一起站着看完了过程，父亲没有发表什么评论。

    不过，熟悉胡其俊的人都知道，在他生前，他几乎每年都会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尽管多数时候，他都是默默走去，站得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