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干预司法”的底气何来？

    陕西发生一起矿权纠纷案件，经省高院判决，当事一方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收到一份来自“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函件直陈“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影响“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云云，说得很严重。

    地方权力和机关干涉法院案件审理，时有例证。今年6月，重庆李渡新区管委会

    看央视国际新闻的人，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印象：有一个“国际惯例”，视政府干预司法为政治禁忌。指责对手幕后干预司法，是国外政界人士抹黑对手的一个老套路，有时候可以使一名政治人物声败名裂，可以使一届政府垮台。2008年12月，比利时首相伊夫·莱特姆被指在“富通集团拆分是否违法”案审理过程中干预司法，结果莱特姆政府倒台。而莱特姆所做的，根本不是干预法院审理，而只是试图让法官“推迟宣判日期”。

    因为干预司法是政治禁忌，所以在国外，政府干预司法都顾忌重重，不敢授人以柄。相比之下，我们这里却是公开发函，白纸黑字立下存照。“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对内是公函，对外却是密件，它支持当事一方的利益诉求，却让另一方不知不觉。总之干预无所顾忌，目的是让法院判决为特定利益服务，使司法成为行政的仆从。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所谓法治，首先是对政府权力进行规范，驯服权力，使它受到人民意志的约束。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法律的权威高于行政权力，政府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法院之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是逆政治文明潮流而动的。

    对于民众，政府一惯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在历史上，有所谓“良民”之说，遵纪守法的老百姓始谓之“良民”。现在，有关部门制订的“文明公约”，总少不了遵纪守法的要求。诸如“模范市民”、“五好家庭”，无一没有遵纪守法的考核标准。民众遵纪守法了，政府反而带头质疑、不满、挑战法律之治，自行其是，这是说不过去的。地方行政干预司法，其实就是挑战法治，挖社会秩序的墙脚。

    有专家呼吁最高人民法院“抵制非法函件干预司法”，其实仅仅抵制干预是不够的，法院可以抵制，而某些地方政府也可以继续干预。一两次干预，法院可以抵制，如果干预成风，法院抵制也没法在“社会风气”中坚持下去。防止行政干预司法，必须在政治的高度做出安排，使之成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一个政治禁忌。

    有资料表明，上自国务院，下至省一级，对行政执法、是否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是有明确考核要求的。法律必须得到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必须被履行，地方权力尊重司法独立是题中应有之义。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它贯彻到对地方权力的考核评价中去，并启动问责。（杨于泽 原题：行政干预司法：法治社会的政治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