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京的中央各直属机关、部委的2000多名司局官员们或多或少地关心着一个话题——到地方“交流任职”。 据今年中组部干部任命“新举措”精神,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将派出60名正局级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任职地方副市长或副书记。 “我们分到了2个名额,内部正在动员符合条件的司局长报名。”一位国家发改委官员对本报记者透露,包括任命资格条件、监督等相关文件已下发各部委。
5%司局“京官”赴地方 “这次派到地方任职的干部的选拔,基本程序是组织大家报名。”参与此次干部任职政策指定专家对本报记者透露,“目前中央直属机关司局级干部的报名,大概是5∶1的比例”。 据悉,今年中组部选派到地方去任职的官员名额是60个,目前中央直属机关的司局级官员在2000人左右,选派60名大约占5%。 “今年是试点,将来任职地方的人数,每年不会少于120名。”上述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透露,“整个局级干部中三分之二都没有基层工作经历,45岁以下的局级干部几乎都要轮一遍。” 从人事政策角度看,中央机关官员“交流”地方,对地方和“交流”官员本身都具有好处。 “司局级干部对于国家宏观的情况都比较了解,有全国的意识,对于政策的掌握更到位;长期在部委工作,与部委各部门的人比较熟,这样到了地方工作就便于地方与部委的沟通。”北京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施雪华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 而此次司局“京官”任职地方,背景则是新一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去年12月份中央正式向全国下发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十一项举措。其中,提到“加强从基层选拔干部”。 “这就意味着以后选拔干部注重从基层选拔。” 据曾经参与此条政策制定的专家对本报记者分析,没有基层工作经历,就意味着不能担任局级以上的干部。 该专家表示,《纲要》已经确定,到了2020年没有基层任经验的领导干部原则上不能再提拔了。 “下一步还会有其他的方式,这次是由中组部选调,将来各个部委也会组织一批。”据接近中组部的有关人士称。 从“挂职”到“任职” 京官作为“交流干部”去地方,一直是培养干部的常规政策。而此次中组部政策中,出现了一个变化,即不是以往的“交流挂职”,而是“交流任职”。 “操作形式上,挂职分为两个层面。”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本报记者分析,一是双向层面的挂职,即各主要部委的年轻后备干部到地方去挂职,同时也有从地方到中央部委挂职的,比如说省、市党政机构部门选取年轻干部到中央。第二个层面是横向间的,如“援藏干部”。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多层次的干部挂职形态。”汪玉凯称。 尽管“交流挂职”有利于培养干部,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弊端。 “挂职的临时性、短期性使得挂职干部不能够安下心来做事,比较浮躁。”汪玉凯表示。 “时间短使得其成为只是官员捞取政治资本的一种方式。”施雪华也看到了相同的问题,同时挂职还存在以下弊病,如容易变成部委解决自己干部升迁的一种途径,打击地方官员升职的积极性,影响地方的创造性。 “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讲,改革开放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地方、基层发展起来的,下层是有首创精神的。”施称。 显然,人事组织部门意图解决上述挂职问题。 “中央后备干部到地方进行挂职锻炼,一般都是任虚职。而这次到地方上去则是任实职。”汪玉凯分析,现在下去就可能是正职,比如正司级的官员就可能直接任职省厅厅长。 “任职”的两个新问题 从“挂职”到“任职”,能带来多少改变?是制度创新还是“新瓶装旧酒”? “以前的挂职锻炼就是走个过场,任职就需要真正在地方一个政府部门主持开展工作,对于领导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汪玉凯分析,能力的好坏就很容易在工作过程当中得到检验。 从理论上分析,“任职”能解决“挂职”的一些弊病,但“交流任职”可能也会带来问题。 一位多次参与中组部文件制定及重大调研课题的专家对本报记者分析,“交流任职”可能会给地方带来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地方干部上升的管道变窄;二是,任职干部容易急功近利,导致政绩工程的出现,也影响到下面的工作作风。“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干部任命方式的新突破、新变革,而是一直以来干部任命的方式之一,只是名称变动而已,对干部培养模式的影响有限。” 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的竹立家教授表示。 事实上,这种不确定性已经有所体现。一些中央机关司局官员们对此还持观望态度。 据本报了解,像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这样的部门,司局官员报名并不踊跃,还处于“动员”阶段。“去地方任副市长,对实权部门的司局长吸引力并不大,如果不是硬性要求,且部委内部晋升存在变数的情况下,多数司局官员选择观望。”国家发改委一位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