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国人可实现收入倍增 十年后半数是中产

    聚焦中国收入倍增计划：中低收入者将受益

    50年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让日本经济全球第二 如今我们再创奇迹：中国翻薪

    近几年，中国的GDP增速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劳动者的报酬却停滞不前。1990年至2007年，我国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39.4%，降低了14个百分点。

    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日前做客人民网与网友互动时表示，我国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年底出台。

    50年前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如今，我们要再创奇迹。

    在房价、物价无边上涨的大潮里，这一计划无疑暖人心胃，令人振奋。

    然而细想起来，本该大快人心的事情又隐藏着颇多问题。谁会是加薪的真正受益者？全民倍增是否等于全民不增？加薪是否将为CPI火上浇油？中国制造业将因此失去竞争力吗？加薪面临多少困难？

    本报今日推出“翻薪”专题报道，聚焦加薪及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逐一解析。（林晨音）

    条件达标中国“翻薪”并不难

    日本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时各产业全面开花跟咱很像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新名词，早在1960年，日本就已率先实施。

    尽管在实施之前，这个计划也饱受诟病，但当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目标后，老百姓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也让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日本之前的成败得失，也许能为我们即将出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翻薪历史

    日本小餐馆成为“倍增计划”摇篮

    上世纪50年代末，池田勇人和一群学者定期在东京一家餐馆举行聚会。作为主管日本经济工作的主要人物，这个聚会是池田的智囊班子“宏池会”每周的必修课。也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经济学专家下村治的见解吸引了池田勇人。

    50年代中期，还在读博士的下村治就认为日本经济有可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池田的经济智囊田村敏雄将他推荐给池田。但在写入政府正式计划的数字上，下村和田村发生了一场论战。

    下村治认为应该有11%，田村则主张保守一点，坚持为7.2%。池田在听取了他们意见之后，认为前三年应该定在9%，在十年内不低于7.8%，在十年内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即翻一番。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自民党总裁。同年2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变日本经济的宏伟规划从此开始实行。

    日本神户大学石原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达到了10%的年增长率，已经具备了可能实现的条件基础；再者，1960年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导致的政治对立，使日本迫切需要由政治时期转向经济时期，因而打开这种萧条不振的局面。

    对比分析各产业全面开花酷似现在中国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它主要提出了五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

    日本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充实社会资本，基本任务是整顿和完善产业基础。在公路、港口、铁路、机场、电信、工业用地和用水、农林水产的现代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1960年的投资额为前五年的4.2倍。

    作为这一计划的杰出形象代表，东京到大阪的时速为200公里的新干线东海道，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的9天建成通车了，从东京到大阪只需要4个小时。

    在航空方面，地方航线从零开始不断增加，而且日本继美国和英国之后，实现了国际和国内航线的喷气式化。

    此外，日本的产业结构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重大变化。日本的钢铁生产超过西德，跃居世界第三位，汽车仅次于美国、英国、西德之后居世界第四位。

    重化学工业到1963年占工业固定资产的比率达到60%，出口比率在1965年达到62%。在引进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以后，日本建立了在经济高速增长下的重化学工业生产体系，迅速提高了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国际地位。

    以上的这些成就，与现在的中国何其相似。

    中国达标项目

    消费：近几年我国的消费一直保持在15%以上。

    投资：去年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8.2个百分点，今年仍然是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公路建设：目前我国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已达到6552公里，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位。

    钢铁生产：目前，中国钢铁总产量相当于世界前十大产钢国的总产量之和，中国粗钢产量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5倍，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将突破5亿吨。

    民众反应日本人刚开始将信将疑

    对于日本当时推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刚开始颁布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民众很大的欢迎。

    当时的日本并不富裕，国内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所以不少人对当时颁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而且国民收入是否真的可以在10年时间提高2倍，很多人对此半信半疑。

    但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100%就业这个十分明确的目标，让很多国民和企业对未来抱有很大的期待。而实际上，由于经济增长率超过10%，实现国民收入倍增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

    翻薪影响消费升温“三大神器”飞入百姓家

    日本经济在1955年之后出现了大规模增长的势头，从那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2%，消费逐渐升温。从1957年开始，消费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

    家用产品的增长率，电视机达到47倍，电冰箱达到24倍。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即可买一台电视机，日本终于开启了消费时代。

    从1958年到1961年，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42个月的景气阶段，日本人称之为“岩户景气”，这是用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开辟岩石，创造日本的岩户为之命名的，意味着开天辟地的大繁荣。

    在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0%以上。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化学工业投资迅速增长，生产大幅度增加。钢铁、机械、电力等产业部门也形成投资、引发投资的循环过程。

    环境受污染胡同里走出的“公主”

    随着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占比下降，耐用消费品、娱乐和交际费用比重增加，娱乐消费意识上升，保龄球、高尔夫球、滑雪、旅行成为时尚，日本的名胜古迹到处拥挤不堪。

    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在将近一半的国民中产生了“中产阶层意识”。

    但是，石原教授同时指出，在1961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推动下，日本的经济规模得以扩大，最底层国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当时，政府的公共投资促进了铁路、道路、港口、水坝、工业用水等产业基础设备的完善。

    虽然家用电器进入了都市的家庭，服装也变得很时尚，但是住宅非常简陋，环境也被污染了。身着潮流服饰的年轻女性也在当时被称为“从胡同的陋屋里出来的公主”。

    专家解读 中国不难实现收入倍增

    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石原教授称，中国已经几次提出了与日本类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为实现该目标而一步步努力。

    比如，从1981年开始的20年内工农总产值翻两番，1991年开始的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2000年开始的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等。

    2010年开始的十年内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并不很难实现。但是，石原教授也指出，如果只偏重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会使地区间差距扩大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加剧，也会带来泡沫经济的膨胀。

    石原说，中国应由数量的增长转向质量的增长。在重视向教育、社会福利、环境方面的投资和发展中，应慢慢步入以实现社会安定和质量的发展为目标的时代。

    在交通方面，比起城市的道路建设，郊外铁路和地铁的建设更加重要。

    在农村，要进行与环境相协调的能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

    制定几个体现和谐社会的指标(“社会统合度指标”)，比如缩小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距的指标，改善水、森林、大气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指标，社会保险的普及率等。

    中低收入持续翻倍变身中产 年薪8万至12万元贫富差距将缩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一句“我们已经具备条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在国内掀起热评，而且在国外也备受关注。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经济协会前主席戴尔·乔根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如果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会使得更多的人获得“中产阶层”这一社会地位，而更多的人也将因此摆脱贫困。

    倍增计划

    中低收入者最受益

    “一亿总中流”(1亿人都是中产阶层)，50年前，日本发明了国民收入倍增，经济斗转，而百姓自此也在转角之后身份大变。总共1.26亿人口的日本，当年却号称“一亿总中流”。

    不问出处，不求详解，心急的平民百姓率先涌上心头的疑问估计是，“我在受益之列吗？”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底哪个阶层的人才是最大受益者？《日经新闻》报道称，中国这一行动旨在借政策给力，推动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上涨，平复贫富差距的不满。

    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他认为，整体来说，这一“五年计划”主要的受益群体将是中低收入的城市居民。

    他说：“按照我的理解，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提高城市地区的居民收入。”

    盖保德告诉记者，这一计划的主要机制似乎是通过立法的调整提高各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从这方面来说，对富人阶层或是上层阶级(有高额薪资的企业家或雇员)并没有多大的收益。

    整体来说，这一计划主要的受益群体将是中低收入的城市居民。而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会影响到城市的农民工，或者它是否会面向不同的工资标准。如果这一“收入倍增最低工资”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农民工，那么对一大批较为贫穷的农民工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而当记者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会给居民带来怎样的实际利益时，盖保德称，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将会同时提高商品和服务(包括旅游)的消费，而国民为医疗、教育、退休而储备的存款将会增加。这些获益都是实实在在的。

    贫富差距

    呼唤中产阶层迅速壮大

    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后遗症正逐渐显现。新加坡《联合早报》就说，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贫富差距。

    报道指出，目前贫富差距最小的是北欧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该系数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低，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悬殊越小；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低，贫富悬殊越大。

    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逐渐成了人们抱怨的焦点。据报道，中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就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薪酬更是天价。

    中国社会整体逐渐这样塑形，“洋葱头形”——那就是底层仍然很大，中间阶层成长不良。

    2008年，《每日电讯报》刊文称，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威胁经济发展。文章指出，收入、医疗以及教育这些可以衡量一个人财富水平的因素，在中国富裕城市，比如上海都已经接近欧洲国家的水平，但是其他一些地方还相差很远。

    于是，不少专家学者呼吁“我们需要‘橄榄形’结构的社会”，让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社会中间阶层迅速成规模。

    日本《日经新闻》就援引苏海南的话说，如果中国人的工资每年能至少增长15%，那么5年能翻倍。

    何为中产

    网上回答啥样都有

    走“橄榄形”路线，这就不禁让人发问，你中产了吗？而这样的帖子，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浮出水面时，也张贴在了各大网站。

    有人干脆给“中产生活”来了个总结：中产者是这样生活的：三分之一以上月收入过万；开着日本轿车；住着明星楼盘；使用国际品牌笔记本电脑办公；用苹果或诺基亚的智能手机；经常出入于中国大饭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锦江大饭店这样的豪华酒店；无论是购物还是娱乐，都习惯刷卡消费；最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

    不难发现，民众对中产阶层的议论纷纷，主要还是因为中产阶层并没有一个权威标准让大家都来称一称自己。而国外界定中产阶层，是从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指标来衡量。

    我专家称年薪8万到12万

    社会学中，庞大的中产阶层一直被作为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人群结构特征。而学术界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产阶层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推动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那么，如何定义中产，记者采访了三位国外知名专家，对于中产的概念，答案相同：“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接受采访时称，中产阶层这一概念在中国它似乎意味着城市的概念，但是如果从收入和消费的最高或是最低来定义中产阶层的话将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中产阶层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相对于其他人口的收入水平来说的。

    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德怀特·帕金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产阶层这一概念在任何国家都难以定义，在中国也如此。不过，他向记者表示：“我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少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据传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历时4个多月、发放问卷30万份，首次为“中产”划下了这样一条数字化的底线：家庭年薪6万至50万元。

    而苏海南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如今的中国，年薪8万至12万可以算是中产阶层。

    未来十年

    中国人的收入将持续翻倍

    虽然中产占我们人口比例还不大，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其发展势头。而且中国人“翻薪”是指日可待的。

    盖保德告诉记者，中国中产阶层的地位似乎等同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他们能够对新的住房选择做出自己的决定，能够承担得起私人的交通工具，能够休假旅行。”

    他说，中国商品和服务总产出增长得非常迅速，中国正常的工人收入和消费水平自然而然地将会得到提升。甚至这一增长速度很有可能快于GDP的增速，以弥补过去数年来相对较低的工资增长。

    对此，帕金斯也说，中国人的收入大体来说每8到9年翻倍一次，如果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那么未来十年内，中国的收入将持续翻倍。尽管居民家庭收入并不如GDP增长那么快，但是现在的增长速度已足以实现完成翻倍这一目标。

    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对中国的情况则更为看好，他认为中国工人的收入增长速度现在要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而未来五年内将翻一番。

    乔根森说，如果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会使更多人获得“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而更多人将因此摆脱贫困。收入的增加也将从沿海扩展到内地。(王进雨 黎史翔 周建文)

    美专家预测很大胆仍未猜中中国奇迹 再过十年中国人近半是中产

    全球领先的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称，随着中国经济大踏步地向前，中国的中产阶层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到了2020年，在经济的强大驱动下，这一数字将达到7亿。

    而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德怀特帕金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少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一比例将会持续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

    2020年将有7亿中产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翻天覆地一番之余，带来的是一代人身份的变迁。在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达到100万人。但尽管是大胆预测，却仍然没有预见中国的奇迹。2002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经达到8000万人以上。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原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指出，2001年以来，以中产阶层加速崛起为标志，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在进一步形成。

    据该书介绍，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而在2000年之后，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在加快。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

    短短几年间，中国中产阶层规模比例提高了8个百分点，这远远快于2000年之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难怪英国路透社称，从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到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都令人瞠目结舌。

    但不得不提，在发达国家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产阶层占了总人口的80%，中国的这一数字仍显得差之千里。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时候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

    今年年初，资深新闻记者闾丘露薇曾通过朋友的经历描绘了一番美国的中产阶层。她写道，夫妻两个人加起来年收入十万美元左右，一工作就买了一辆日本车，工作了两年之后，开始供一套二十万美元左右的房子，一百多平方米，在波士顿的市区，足够一家三口居住。

    老牌大国美国，早已是一个中产阶层的市民社会，年收入三万到二十万美元的就属于中产阶层。而这一阶层达到了总人口的80%左右。同时他们也是美国的社会中坚，也向来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这其中，美国上层中产阶层(受到过高等教育的高端职业人士或高级管理人员)，家庭年收入大多在8－15万美元之间，占人口的10%。而美国下层中产阶层(半职业的高级技术工人或者工匠或者自雇人士)，家庭年收入通常在3－8万美元之间，达到了人口30%。

    世界银行曾发布报告称，未来20多年，全球化将把8亿多人“推入”中产阶层。到了2030年，中产阶层的人口将增加到12亿，占全球人口的15%。而英国媒体就指出，新兴中产阶层将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

    而麦肯锡指出，2007年，随着消费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印度将见证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印度的中产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

    而德意志银行今年2月研究称，中产阶层还不是印度整体人口的“中流砥柱”，大概为3000万人到3亿人之间，大胆估计，最多占到总人口的30%。

    2007年，《亚洲时报》发表文章称，自从20世纪90年代走上自由化道路，印度中产阶层的数字也成了个谜。随着印度开放的脚步，商家也开始在印度中产阶层中“寻宝”，当初估计印度的中产将达到3亿人。

    而今年，有“末日博士”称号的麦嘉华发表了题为“印度的中产阶层队伍不久就将比美国的要壮大”，文章称，印度的中产阶层估计达到了1.7亿人(美国人口的一半)，而印度却还是个“年轻”国家，拥有大量年轻人，11亿人口中一半都在25岁以下，相比之下，巴西只占到42%，中国为36%，发达国家更是少于30%。而印度人口将继续大幅增加，到2030年，有望超过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

    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2025年，印度的中产阶层将增加到6亿人，或者说占到人口40%还要多。

    文章称，下个十年，中国会续写繁荣的故事，印度同样也会大踏步地前进。

    如今的金砖四国，经济似乎同样“平步青云”，而且速度不相上下。据巴西媒体今年2月报道称，从2003年开始，巴西的中产阶层的发展就已经开始迈开步子，到了今年，已经将近一半的人口跨入了中产阶层的大门。

    报道称，巴西的中产将近9100万人，占总人口的49.22%，他们拿着每月586-2530美元的工资，吸收了国家了46%的国民收入。而2003年，巴西的中产阶层为641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37.56%。

    而俄罗斯，2004年11月，国家经济发展部给多重定义的中产也划出了具体的线，那就是工资是最低工资6倍的人，这也就是月薪超过332美元。而根据报道，到了2009年8月，俄罗斯的中产阶级达到了20-25%。2010年有望达到50-60%。

    效仿日本

    我国中产扩军还要闯三关

    中产者曾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们拥有光明无比的未来，被誉为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

    日本神户大学石原享一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传授了一下日本这个“模范”的经验。他讲道，日本的中产阶层占很大比例的原因有如下两点，首先就是，用最高为75%的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将收入进行了再分配。因为这是完善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财源。

    其次，日本企业的经营干部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并不大。1960年时，工资差仅为3倍左右。而这就不得不提，日本式经营是有3个特征的，即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型工资、形成了员工在各企业工会的组织下，齐心协力帮助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现在中国应该努力实现的经济发展计划不是总数量的扩大，而是质量的发展。要使中产阶层增加，缩小收入差距的话，还面临着如下三个重要的课题”，石原教授称，“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过累进税制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其次还要完善教育和社会保障。最后就是培养社会责任为第一位的企业文化。”

    石原教授进一步说道，中国现在考虑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似乎是以增加个人所得或者提高工资为目标的。这个构想本身比至今为止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观目标近了一步。但是，仅凭经济增长是实现不了这个构想的。前面提及的收入再分配构想和企业文化的普及是必要的。此外，现在中国比较担心泡沫经济膨胀和地域差距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对此，而乔根森也说道，随着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增加，中国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建造100个伟大的城市以此来满足这一人群的需要。而这一建设要花费一代人的时间。而最终也将导致中国最后一个“新的工业国家”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而这正是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所走的路子。而在未来25年内，中国的收入在这一进程中将会5次翻倍。    

    低薪时代注定在中国画句号 中国制造尝试高端经济转型迎来契机

    “中国的低工资时代宣告落幕？”

    “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从纽约到东京，企业经营者此前担心的时刻已经到来？”

    ……

    外国媒体纷纷发出这样的疑问。

    过去，外媒似乎从未关心过那些为西方人制造吃穿用产品的中国员工的情况，但富士康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

    外媒观点

    中国或失竞争优势

    法国《世界报》讲了一个故事：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是历史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生产的企业主。

    他在晚年意识到，让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可提高市场购买力，并最终有利于企业本身，于是他为每个工人加了2美元工资。

    然而今天，中国的加薪是否也会起到这样的效果？

    过去十年中国一直是“世界工厂”，该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廉的人力成本。

    但是，商业咨询公司Al-ix Partners发布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去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作为全球最低成本零部件制造国的地位，已被印度和墨西哥超越。

    部分经济专家提出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的可能性。

    花旗银行亚洲区前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说，低成本劳动力一度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工资、消费价格和通胀开始上升，中国可能出现的这种态势，将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蒂格诺认为，随着工人工资提高，中国将失去此前拥有的竞争优势。

    《金融时报》文章说，随着薪资上涨增加制造商成本，以及汇率波动可能将制造商的微薄利润化为乌有，中国正在丧失其作为制造业出口基地的最大优势。

    “外资乐土”可能结束

    美国之音VOA《中国工厂提薪，全球价格上涨？》一文援引专家的话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劳工提薪势必拉动世界各地的物价升高。

    一些西方评论人士就此惊呼：中国的“外资乐土”时代已经或至少开始结束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引述一些分析人士的话说，这表明了中国当代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同时还表明，廉价的中国劳工时代即将结束。

    但东南亚的国家高兴了。美联社预计，可能会有数以千计的公司不得不把业务转到越南等低人力成本国家。

    印度媒体也称，中国的工资上调可能会对印度有利，因为富士康的高官近日表示，可能会往中国北方的两个低成本地区，或者向印度和越南搬迁。

    ●专家分析

    廉价劳动力不可能永远提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说，我国一直处于产业链末端，为其它国家的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却拿着少之又少的利润，这本身就不符合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转型是我国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她说，只要我们的工资上升速度不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我们的企业就依然有竞争力。我们不可能永远为西方提供廉价劳动力。

    博弈胜者

    “中国制造”有前进空间

    《联合早报》的评论认为，西方企业如果只想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各国投资设厂，选择余地其实不大。

    缺乏成熟工业基地和产业链条的东南亚国家，进入的门槛和难度不容小看。印度的法制状态和社会发展水平，同样也无法与中国相比。

    不可否认，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价格战上，会有一场残酷的博弈。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只能升不能降，中国出口企业也不能只做不赚钱的生意；相比之下，一直有着高利润的西方有更多后退的空间。

    这个时候，双方比的就是信心和定力。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而带来“中国制造”价格的提升，是正常的。不过，“中国制造”价格的提升并不是漫天要价，而是漫长的调适过程，直到让中国与世界都完全适应为止。

    ●专家分析

    可能带来失业问题

    中金公司分析师称，如果今年薪资增幅超过生产效率增加幅度，企业利润率可能承压，因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制造商很难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出去。

    那么，明年可能出现一场全新的博弈。中金公司预测，随着企业招聘意向转为谨慎，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告一段落，当前紧俏的劳工市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

    该公司估计，政府的刺激计划在2009-2010年间创造了2500万个临时就业岗位，而一旦刺激措施结束，2011年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可能达到4000万。

    拉动消费

    中国或成“世界市场”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外媒如此评论。《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宣称，这是个分水岭，涨薪潮注定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

    如何改变？如果中国真的因此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头衔，它将变成什么？

    媒体认为，正如之前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随着民众日渐富裕，中国正尝试向价值链的高端运动，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严瑾说：“这是个好消息，它将开始推动消费开支。”

    瑞士《视野报》也表示，较高的工资对中国也是重要的，这可以推动国内消费，使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法国《世界报》称，中国工人的工资从2005年以来大幅度增长，但按统计，中国工人平均每小时的工资只是韩国的5%，巴西的17%。即使工资大幅增加，仍是全球劳动力性价比最高的地区之一，加薪不会影响跨国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反倒会培养更广阔的市场。

    ●官方说法

    中国劳动力市场有潜力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对此表示，63%的外资看重的是中国市场的未来潜力；其次，中国相关产业配套比较完善，比如笔记本电脑涉及的上下游产业，在中国都能找到很好的支持渠道；再者，中国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

    目前，中国每年有600万的大学毕业生，此外还有大量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

    转型契机

    中国经济可能转型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富士康与本田两大产业巨擘上周相继大幅调高员工薪资，目标虽是平息员工的不满情绪，却是象征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意味着中国正从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推动的经济体。

    薪资上涨对低价的鞋子、玩具、成衣制造商将构成重大威胁，他们的利润率往往仅有2%，这类工厂投资者一般都来自中国台湾或香港，最近已有往越南、柬埔寨与印度尼西亚等工资更低的国家转移的趋势。

    不过，很多层级较高的制造商仍将留在沿海。例如，本田盯上的是潜力无穷的中国内需市场，迁徙海外自然毫无意义。

    经济顾问商Drago- nomics公司的主管柯洛伯预测说：“低成本、劳动力密集的工厂会离开，政府真的想要的公司则会留下。”但即使是留下的公司，也不能再按过去的方式经营。

    他说：“这是薪资与获利之间的零合游戏，如果薪资快速升高，获利增长不是减慢就是下降。”

    ●专家分析

    加薪成间接推动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教授蓝庆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短期时间上来看，加薪还不会起到使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或多或少会起到间接的作用，激励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有助于刺激消费通胀可能性不大 中国翻薪不会为CPI火上浇油

    对于见惯了，也议论惯了中国GDP增长多少多少的外国媒体来说，人保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消息绝对是新鲜事。

    实际上，上一次官员提“国民收入倍增”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时隔50年，当又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拍着胸口说，我有能力让国民收入翻倍的时候，世界不得不侧目。

    外媒担心

    涨工资=涨价？

    涨工资=涨价，这是许多外国媒体在注意到中国增加国民收入计划后的第一反应。

    一些经济学家也担心，国民收入的增加将刺激CPI的上涨，甚至会影响到将CPI控制在3%的努力。

    无论老外担心的是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是自己日后的消费账单，总之“中国要涨工资”这个消息，令外媒立刻兴奋起来。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加薪全球涨价》的文章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人的收入增加最终会影响到全球经济，推高T恤、运动鞋等商品的价格。

    《纽约时报》警告美国读者，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可能给西方消费者带来副作用：从沃尔玛的廉价玩具到苹果的拉风iPad，可能都会涨价。

    瑞士一位经济学家称：“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抑制全球通胀的稳定力量，现在这个时代要走向结束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澳新银行分析师的话称，对中国经济而言，通胀仍是个风险。工资上调，将给工厂上调最终产品的价格带来压力。因而，通胀压力将继续上行，CPI通胀远未触顶。

    英国《金融时报》也认为，薪资上涨将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但同一篇文章也承认，尽管短期内中国确实面临着通胀预期，但长期而言，随着食品和房地产价格的下降，通胀也将恢复到较低的水平。

    渣打银行的数据显示，除2009年以外，自2003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年增长率在5%到10%，而今年2-3月间的增幅在8%-12%。

    业内解读

    不会为CPI火上浇油

    担心归担心，更多的媒体和业内人士还是看到了积极层面，认为中国的市场和企业，有能力消化掉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和通胀预期。

    JP摩根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努力会让劳动力成本不再低廉，但通过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力，单位劳动力的成本仍能够保持稳定，再加上PPI指数走低，提高收入不大可能导致CPI的突增。

    除了生产率的提高外，制造业的定价权并不强，这也限制了厂商把加薪带来的成本上涨向物价上涨传递。

    报告举例称，实际上，早在2007年到2008年间，中国曾经历20%的工资上涨，但到2008年第三季度，核心CPI也不过是2.1%的水平。

    报告认为，总体来说，加薪不仅不会为CPI火上浇油，而且还有助于刺激消费，并促进私营经济领域。

    世行：对中国CPI预期未提高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借日本的例子指出，日本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正是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的。

    该报评论指出，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从而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即使一时能够实现，也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

    文章认为，中国要想延续日本的成功，也应当借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验。

    同样，在世界银行的季度报告中，世行驻京高级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指出，近几个月来，中国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仍然保持平稳。工资可能会上涨，但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良好的弹性，因此不大可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世行并没有因为加薪而提高对中国今年的CPI预期，而是维持了年初“上涨3.7%”的数据，并且预计2011年CPI涨幅将回落至2.8%。

    汇丰：工资增长不会造成通胀上行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工资上涨对收入和消费的提振作用毋庸置疑，但在目前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不免又引起人们关于工资上涨推动通胀上行的担忧。

    事实上，富士康为员工加薪30%仅是个案。从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来看，名义增速约14%，加上制造业就业人数3%的年增长速度，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年增速为17%左右，不可谓不强劲。

    但如果与制造行业及全部工业产出增长分别高达30%和18%的水平相比，劳动成本的上升是与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相伴而生的。因而，目前的工资增长不会造成明显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近期，不少地方政府也在致力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由于之前基数普遍较低，因而影响有限。

    而且，上调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否不打折扣地执行还要画问号。由于小型私营企业占中国总就业超过60%，这些企业通常很容易绕过政府规定，通过雇佣更少工人，或者减少工资之外的其他补贴来缓解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冲击。

    鉴于此，屈宏斌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至少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产生显著影响。

    外媒认同

    提高国民收入中国有能力

    加薪是政府干预？

    在奉行自由经济理论的英国，尽管媒体承认提高国民收入是好事，但还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政府对市场干预会不会引起市场的扭曲。

    《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工资大幅上升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如果中国总的经济形势平稳，农民工工资还会有上升空间，如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规定工资翻番的时间是10年或者以上，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没必要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任何事情。

    如果这个计划规定“年均工资增长15%、5年翻一番”，那就必须赋予政府更多的资源与新的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新的市场扭曲。

    如果工资上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企业的竞争力是会降低的，这样会导致企业订单转移、工人失业，与所谓的“倍增”目标背道而驰。

    《纽约时报》则称，如果不提高国民收入，尤其是工人收入，将有几亿中国人没法加入到国内消费的大潮中，而后者却是中国实现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基石。

    无论有怎样的担忧，各国媒体一致认同的是，中国确实已具备了提高国民收入的能力和时机。

    提高国民收入中国有必要

    早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时，外媒就推测中国到了调整国民收入的时候了。当时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今年中国两会的主题仍将是经济，但经济的焦点正在转移，从对经济增长率的讨论，变成如何确保国民财富更公平地分配。

    加拿大《环球邮报》更加乐观，认为提高国民收入的政策非常可取，因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投资驱动转向更多由消费拉动的阶段。

    美国《波特兰先驱报》指出，中国工人的腰包鼓起来，对从大到波音飞机小到巴西大豆的一系列外国企业都是好消息。

    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制定工资增长的计划，以此为刺激国内消费及减少经济对廉价出口的依赖的一种途径。决策者们乐见国民收入的提高，因为这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无论怎样质疑与猜测，外媒一致认为的是，中国提高国民收入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