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百慕大 南澳一号被疑是走私船(组图)

总兵府前的郑成功招兵树。 南都记者 杨晓红 摄

    像一片辗转零落的枫叶，漂泊于万顷海涛之上；又如末代王朝无意间扯落的一幅裙角，孤独地浮于汪洋之中。如今，随着“南澳一号”连续三年抢救性发掘，这片由本岛和22个岛屿组成的南澳岛域，越来越引人注目。

    相关水下考古透露，从珠江口至海南岛这一漫长的南中国海沿岸，探摸共发现约有2000艘古沉船，而偏居东南一隅的南澳岛域，在130多平方公里

    南都记者 杨晓红 已是雨季。6月初，汕头莱芜渡口的轮渡，仍每天两趟平静地将渡客送上海岛。透过濛濛雨雾，只见能抵8级风浪的广州南天顺打捞船，剪影般泊于云澳镇烟墩湾东南海面上。

    “最近又打捞上来了两个锡壶、一杆木秤、两颗围棋子，以及绘有折枝莲纹、麒麟纹、鱼纹、牡丹纹的套装青花瓷等，这些以前都还未出现过。”南澳县博物馆馆长黄迎涛十分关注“南澳一号”古沉船的打捞进度。

    负责海上作业的广东省水下考古队则证实，到今年6月中，“南澳一号”已经打捞出2000多件文物，整艘沉船的文物估计多达上万件。

    这艘满载瓷器的商船，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为何沉睡海底400年？虽仍有诸多谜团，但长期研究南澳岛风土文物的黄迎涛，却似乎充满解题的自信。他曾对中国古代南海丝绸之路做过长期研究。“就因为是发生在南澳，一切都应不难解释。”

    百澳良港

    从中国东南沿海一路南下的“海上丝绸之路”，以陶瓷为最重要交易商品，方圆130多平方公里的南澳岛，恰好扼其咽喉。

    从发现“南澳一号”的“三点金”(民间对南澳岛乌屿与半潮礁之间海域的俗称)海面北望，南澳岛77公里长的海岸线曲折蜿蜒，弯曲系数高达0.714。这使得整个海岛远望起来，既像一片风中辗转零落的枫叶，又如末代王朝无意间扯落的一幅裙角，孤独地漂浮于汪洋之中。

    “澳，在南方就是‘泊船的地方’，古时候南澳(岛)又称百澳，就是形容其可供泊船的港澳之多，现在整个岛上比较有名的，还有99个澳”，土生土长的黄迎涛对岛上地理非常熟悉。他举例，比如名列南澳四大澳之一的深澳，就以水浚深而得名。古书记载(其)内宽外险，蜡屿、赤屿环处其外，一门通舟，中容千艘，番舶寇舟多泊焉。

    天然造就的良港条件，周边海路四通八达，南澳岛很早就吸引了不远万里驾舟而来的中外商人。近年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唐宋时期，虽然不属官方明令开埠的少数几个通商口岸之列，南澳岛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不过，它迟迟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直至蒙古铁骑横扫中原、南宋小王朝仓皇南逃，南澳之名才依稀可辨。今天，闽粤沿海一带还流传着一些传说，比如福建东山岛，有“沉东京、浮大帽山”之说；粤东海陆丰地区有“沉东京、浮莲花山”之说；南澳岛则有“沉东京、浮南澳(岛)”之说。“从东南沿海地区不约而同的传说中，可以推断，这很可能是南宋王朝南逃时，一路留下的暗语”，南澳岛一研究人员分析：“‘浮’在古语中，有‘经过’之意。”

    事实上，南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临安失陷后，益王在逃亡途中重新被大臣拥立为帝。是年11月，帝舟离福州，南航入潮(汕)，即驻扎在南澳岛前村。为解决几十万南宋军马的饮水问题，漂泊流离的宋王室决定在南澳沙滩上凿井三口，分别取名“龙井”、“虎井”和“马井”。

    如今，“龙井”、“虎井”已无迹可寻，唯有“马井”仍清水盈底，常年甘澈。今年60岁的海岛居民林仕坚记得，“文革”后期，一次台风过后，“虎井”突然现出海面，一时岛人惊喜无比，奔走相告。还是个孩子的他自己则赤脚走了10多里地，赶去海边围观。此后“虎井”又一夜间尽淹于海涛，再未现身。

    明万历二年(1574年)，饶平东里人陈天资(赐进士)修撰《东里志》，据其记载：淳熙七年（1180年），杨万里为广东提点刑狱，海寇犯南澳，万里命诸郡兵讨平。这也是迄今为止，“南澳”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史书中。

    海盗云集

    明朝初年，为防范盘踞海岛的方国珍、张士诚残部与海盗倭寇侵扰，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律令，一方面加强海防，一方 面 取消海外贸易，要求“片板不准下海，点货不准贡蕃”。而此时，欧洲地理大发现蓬勃兴起，席卷全世界的海上贸易浪潮正越过印度洋，向东汹涌而来。

    由于海上贸易利润丰厚，闽粤沿海民众一直趋之若鹜。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李庆新说，即使是朝廷允许的朝贡贸易，贡使也能从中赚到巨额差价，如100斤胡椒在苏门答腊值银1两，运到明朝便给价20两；日本刀在本国价值800-1000文，明朝则给价5000文。“更不用说朝贡贸易之外的民间走私贸易，获利更丰”。

    据记载，当时潮州富家大贾往往公然修造大船，遍历诸部，扬帆而去，数月后满载而归，金宝溢于衢路，周边百姓往往见之目夺心骇，都以为“富拟王公，可一苇杭之而得”，于是不顾官令，纷纷驾船出海行商。

    地处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良港众多，又基本属于“两不管”之地，虽然朝廷海禁政策严厉，它却俨然成为海盗云集、贸易昌盛的化外之地。

    不难想象，当年一艘艘满载货物的商船，清晨雾气未散，就早早从广阔的珠三角腹地出发，一路扬帆顺韩江而下，直达汕头樟林、柘林、南澳、莱芜一带，候风出海。天气晴好时，南澳附近海面舟楫穿梭繁忙——— 毕竟这里是它们向更远海域起航前必经的重要补给地。

    明洪武24年(1391年)，朝廷因居民顽梗，尽发各澳居民到海门千户所充军；两年后，针对少量重回南澳耕种的居民，大将汤和再次将其全迁回内地，以墟其地。然而，偷渡到南澳岛的人依旧络绎不绝，到永乐年间，朝廷不得不三迁其岛，并多次派兵海上，荡寇扫倭。

    尽管如此，南澳岛一带无论寒暑，私蕃船只从未断绝。

    其实，当时走私贸易者，除少数当地居民，大多是势力强大的海上走私武装集团，南澳更被官方形容为“盗贼渊薮”。海盗集团往往拥众过千，猖狂流窜于闽粤浙一带。明朝中期，以歙县人汪直为首的集团，其麾下甚至还有日本人等外国人，明嘉靖32年(1553年)骚扰沿海时，连舰数百，蔽海而来，以致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而十五世纪后期，随地理大发现远道而来的萄葡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也相继来到东南沿海，叩关求市。可官府仅允许开放福建漳州、广东广州等两三个港口进行朝贡，远不能满足激增的外贸需求。于是外蕃人或独立、或纠合中国海盗，在闽粤沿海一带大肆走私抢掠，直至明亡清兴。这一时期，南澳岛还曾被荷兰人取名为“好望角”。

    由于南澳地理位置独特，每逢官府揖盗，粤方追捕则入闽，闽方追捕则入粤“追之则势不可穷，纵之则势将复返”。明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巡抚刘尧诲会同两广总督殷正茂，一起上疏皇帝请设南澳总兵，是年，皇帝诏受南澳镇。

    “自此，南澳岛从一个贸易自由港，变成了一个专门扼守东南门户的海防重镇。”黄迎涛语气中颇有几分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