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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工作部署解读:遏制公共权力过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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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闻网 2010-04-08 14:47:04 《瞭望》新闻周刊 现有新闻评论    新闻报料

    与党内一系列反腐倡廉会议、举措相呼应,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的召开,再次释放出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的强烈信号

    进入2010年,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

    在党内,1月11日,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由中共中央颁布施行。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责任追究办法》)。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组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等3个试行办法,与《责任追究办法》配套衔接。

    与党内一系列反腐倡廉会议、举措相呼应,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也于日前召开。自温家宝总理2003年主政以来,每年都会召开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这一会议已经成为与国务院全体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同等分量的重要会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分析:“中央高层对反腐工作的多项部署,体现出了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式——党政主导,这和西方由司法机关主导的模式是有区别的。而胡锦涛作为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讲话,温家宝作为总理召开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这都释放出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的强烈信号。”

    在政府系统分解反腐任务

    在党内反腐倡廉一系列举措部署之后,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的召开,确定了政府系统新一轮的廉政工作重点。

    “召开国务院廉政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贯彻落实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全党的统一部署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任务,在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下去。这些部署将覆盖到整个系统,从中央到地方、从部委直到乡镇乃至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中央党校资深教授叶笃初认为。

    叶笃初分析说,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从党和国家全局作出方向性、原则性、指导性的部署;而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针对的是行政权力的规范和监督,更为详细具体、直接有力。其重点是将反腐倡廉建设这个任务分解,按“块”分解到省、市、县,按“条”分解到政府所属各个系统。可以看作是一剂治病的因应良方,是宏观部署的一个具体补充。“这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上就能看出来,文字并不长,抓重点问题,翔实鲜明。”

    温家宝总理重点部署的7项任务,包括强化政府投资项目和公共资金监管,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推进预算公开透明,加强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反腐倡廉建设,加强行政程序的制度建设,加强政风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等。与本届政府前两次廉政工作会议比较,多个工作重点都是首次单独明确提出。

    对此,叶笃初分析说,正如韩非子所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政府廉政工作重点的调整,正是根据当前大背景,针对最突出的问题对症下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2010年都是很重要的一年,我们正在努力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廉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考虑安排都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转变。

    举例来看,历次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都会有部委和主要负责同志发言,这已经形成一个惯例。此次会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四川省发言,就是针对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公共资源的配置、灾后重建等具体问题,有很强的指向性。

    如,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此次会议上表示,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公开将更加迈进一步,与去年相比公开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全,科目更细。在2009年公开4张中央财政预算表的基础上,今年将增加公开8张中央财政预算表,即中央财政国债余额情况表、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中央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中央对地方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表、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中央财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收支表。这12张预算表已经涵盖了预算中最核心的内容,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更完整地向外界反映中央财政收支的总体情况。

    任建明分析说:“所谓信息公开不是笼统的公开透明,而是指重要的信息要公开,预算就是重要的信息。在政府投资大、项目多的背景下,预算的进一步公开透明,有助于社会公众更好地监督国家的钱花到哪里,花得是否规范、合理。”

    此外,分析这7项工作要点,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更加关注公众利益。包括加强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公共资金监管,合理确定国有企业负责人和高层管理人员基本年薪,使其收入与本企业职工收入保持合理比例,从严控制“三公”消费等,都与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理念一脉相承。

    “温总理提出的七项工作要求,都围绕着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他一再提到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一点需要在所有党政领导干部中达到高度共识。现在一些地方、干部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老百姓的感觉却并不一样。不管是具体行政工作还是反腐倡廉建设,好或不好,必须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叶笃初这样解析。

    遏制公共权力过于集中

    温家宝总理指出,当前一系列腐败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是权力过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约束”。

    任建明分析,此次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诸项工作重点核心要义,就在于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努力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体制。

    “仔细分析,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多项要求,就是在约束公共权力、公共资金、公共资源的使用、配置。”叶笃初说,现在的一些官吏,党、国家、人民委托他来掌握一些公共权力、公共资金、公共资源,而他忘却了根本立足点,便形成所谓“上下其手、以权谋私”的弊端。这已不是一两个个案,而是相当普遍的严重进一步有的放矢的问题,中央对此早有针对性的举措。此次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的意义就在于,厘清政府系统内的各种行政权力,针对问题多发部位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例如,温家宝总理明确要求,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的制度建设。其中就包括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这个腐败易发高发领域提出具体要求。

    目前,一些掌权者直接受贿后为开发商提供便利,幕后参与房地产开发。“腐败成本”必将推高房价,转嫁给消费者,甚至“绑架”地方公权力,导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力弱化。

    叶笃初说:“以大中小城市房价为例,这问题是老百姓高度关注的问题,房地产领域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实质是在不断挑战人民群众的容忍底线。现在以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的形式明确提出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这个权力,对有关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再如,温家宝总理指出,“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要带头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集中精力搞好主业,收缩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有关部门要深入研究、完善政策,规范国有企业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行为。”

    在今春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谈到垄断央企拿钱去炒房炒股,强势布局包括资金在内的整个产业链条时说:“有些垄断企业的领导权力过大,有些企业里,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投资,也是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

    任建明说,这一权力约束要求针对性很强。“去年一年,几万亿投下去,很多资金流向了国有企业,但流向国有企业之后又流到哪里去了?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业,也包括股市,这就起了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作为公有制载体的一些国有企业,有时候看起来不像是在为中国社会打基础,倒像是在挖墙角。国有企业如何用好手中掌握的公权很重要,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就会导致民怨沸腾。”

    “在权力的有效约束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尚多。”叶笃初分析说,一是由于经验关系,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道难”。特别是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政府投资数额大、项目多,时间短,没有经验的支撑,但仍需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弥补漏洞。二是干部思想教育,尤其是立场、观点、方法教育没有跟上。从全局看,这个问题是最让人忧虑的。事情需要人去干,措施再好也需要不走样的贯彻落实。权力的约束要到位,一方面需要外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依靠廉政教育化为内在力量,使广大干部的政绩观、荣辱观、核心价值观有一个大的转变。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将是党和政府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

    盯住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

    任建明说,凡是这个领域或是这个部门腐败比较严重的话,毫无疑问一定是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缺陷。只有依靠制度建设,才能把措施落在实处,否则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落实时大打折扣。“比如说,李金华在国家审计署工作期间,掀起多次‘审计风暴’。一些部委年年榜上有名,总理亲自年年抓整改,但是整改以后,一些问题一如既往,没有太大效果。怎么能走出这个怪圈?关键还是要靠制度建设,否则很容易出现‘人走政息’的局面。”

    叶笃初认为,自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到现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段时间是我们党迄今为止公布制度、规定最多的一段时间,弥补了很多制度漏洞短板。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但是的确少见。更让人充满信心的是,中央高层在诸多制度出台之前,就考虑到了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的问题,并反复强调,这反映了党中央执政能力的高度成熟。漏洞和不足当然还会有,已经出台制度也可能存在不成熟的地方,还需不断调整补充。”

    任建明强调,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制度缺乏执行力和约束力,主要问题不是出在执行环节上,而是在制度制定上存在缺陷。制度的执行本来就是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执行力弱甚至无法执行,那还是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我们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一些政策一出台便难以执行。因此,制度在制定过程中就应考虑能否执行、执行力的强弱,避免出现“一纸空文”的现象。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实习生李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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