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群体正在为制度积弊背黑锅

    11月30日，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广州每年被打的城管达200人，是每年被打商贩的100倍，在城管生命受到威胁时，也要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把暴力抗法制止在萌芽状态”。(《南方日报》12月1日)

    “广州每年有200余城管被打伤，但在暴力抗法中受伤的商贩只有两三人”，这透露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对城管队员的一种无声辩护，不如说当下的城管执法不但不是双赢而且

    作为城管，当然可以抱怨公众的不理解，抨击舆论的“一面倒”，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探究问题症结所在的理由。“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的数字对比，也许是城管怨气的反映，但是公众的愤懑和诟病更需要制度性的渠道来消解。

    事实上，“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城管正在为一个扭曲和异化的制度“背黑锅”。正是在这点上，笔者以为，城管人员不应抱怨公众和舆论的“忽视”，而应抱怨制度的扭曲和变形。

    假如认为“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是被公众和舆论忽视的话，那么，难道“每年被打伤商贩是城管的100倍”就合理了吗？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简单在数字上进行纠葛，在笔者看来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很可能造成对问题实质的遮蔽与误读，甚至带来公众和舆论对城管执法更大程度的偏见。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应当明确，当“追打、暴力”成为城管的代名词时，当在与城管的博弈中，“猫鼠游戏”成为摊贩无奈选择时，这就不是哪个具体城管人员的问题了，而与城管的制度设计有关。理论上说，设立城管制度是为了维护城市秩序，但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造成该制度功能的扭曲，诸如以罚代管、以罚创收等现象就是明证。也就是说，城管制度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效用不能达到社会需求的程度，反而对公共需求产生了叛离，引发了社会某些群体的对立。并且，城管设立的目的与扭曲的政绩观和政府部门与民夺利的需要有关。这两种目的，理念上与民生相悖，现实中跟民众权益，特别是与底层民众的权益对立，让城管成了争利机构，导致社会自由度收缩。流传甚广的“城管秘籍”和“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还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模式和政策的失当。离开了这样的审视和理性姿态，仅仅用“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来表达城管遭受的尴尬，并非是解决公众和舆论“忽视”的法宝，并且有可能产生新的“忽视”。

    因此，应看到“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的背后是城管群体正在为一个制度的积弊“背黑锅”，更要看到城管群体最应抱怨的是异化的“制度”而非公众和舆论。这才是理性之态。作者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