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的“蕉岭模式” 构建多元化利益格局,遏制村官滥用权力,甚至可罢免不作为或乱作为村官 南方日报记者 胡念飞 实习生 汤凯锋 刘龙飞 蕉岭报道 “农村自治不能沦为‘村官自治’,甚至是‘村长自治’!”蕉岭县纪委的一份调研报告,对时下农村自治现状作出这样的警示。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对公开报道过的“小官大贪”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农村基层改革路在何方? 2007年,一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探索在蕉岭芳心村等村庄悄无声息地展开。三年后,这片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试验田已经扩展到了全县30多个行政村。 从村务监事会制度到村民召集组,蕉岭农村改革逐渐构建了权力制衡的格局。 继浙江“温岭模式”和河北“青县模式”之后,“蕉岭模式”也开始成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又一值得解剖的麻雀。 谁来监督村官? 监督缺位、“村长独大”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方面村官滥用权力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是村民对村官不信任,由此所造成的误解和信访数量逐年剧增。2007年,蕉岭纪委决定在芳心村试点村务监事会制度,通过复活乡村绅士的力量,来监督村委的举动 关键词: 村务监事会制度 纪委主导 “村民代表大会的可操作性不强!”蕉岭芳心村村主任谢建祥感叹道。 芳心村有51位村民代表,谢建祥分析说,要召集所有代表商议事情,需要所有村民代表都有时间,“成本”很高。因此,每年开的村民代表会议很少。 这是我国农村村民代表大会的现实写照,实际上,由于村民代表会议大多都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很难真正发挥监督的功能,因此,权力都集中到了村支书和村主任的身上。 在村支书和村主任大都是“一肩挑”的情况下,“村长独大”的负面作用就产生了。 同级监督缺失,上级监督也缺位。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告诉记者,我国行政村数量众多,上级机关人手不足,加之不了解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很难对村干部进行监督。 另外,“村官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公务员,是一级组织的‘干部’,但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因此,纪委和检察机关都难以监督村干部的权力运行。”蕉岭县纪委在相关调查中剖析。 缺乏监督,一方面村官滥用权力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是村民对村官不信任,由此所造成的误解和信访数量逐年剧增。 “监督的缺乏还让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村主任,谢建祥坦言道,官民缺乏沟通的平台,很容易引起误会,甚至村委每做一件事情,都有指责的声音。而不断增加的信访数量,也使上一级党政机关失去了对村官的信任。 谁来监督?如何监督? 2007年,蕉岭纪委决定在芳心村试点村务监事会制度,通过复活乡村绅士的力量,来监督村委的举动。 芳心村的监事会有5名监事,所有监事都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民主推荐产生,与该村的5个自然村相对应。“这5名监事都是村里的‘三老’(老干部、老模范和老党员),都是在村里有一定威信的人,让他们来担任监事会成员,一方面他们有威信,村民信任他们,而他们对监督村干部也有比较少的顾忌,敢于监督。”卢尧生告诉记者。 就在去年底,由于搬迁新址,芳心村委会决定将老村部楼房出售。随后,谢建祥的几个朋友马上和他协商,想用12万元成交。 “我个人哪敢作主啊,要是监事会追究起来怎么办?”谢建祥当即回绝了老朋友的请求。 果然,监事会审核后不同意由村委会私下卖掉旧村部。今年2月,村监事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听取村委会的各种处理方案,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用招标拍卖的形式。 让村民想不到的是,这一结果直接给村集体带来高达17万元的收入。 由于各种效益明显,芳心村带头的改革很快传开。 被激活的村民自治能力 “铁矿泥”事件也让村民意识到制度监督的好处。村民对村务的参与欲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在课题组的帮助下,村民互助合作意识与组织运作能力也日益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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