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艾滋病例多背后的双重贫困

    湖北省启动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咸宁崇阳县位列其中。截至今年9月底，该县共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全县73例感染者中，有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本报昨日报道)

    报道中的比例足以说明，农民已经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主要因性途径感染的事实其实依然在反映着农民、农民工的种种现实贫困——这些贫困不是物质

    为何说农民患上艾滋病是一种知识贫困呢？新闻中有两个细节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是：在摸底调查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传播途径的农民不足一半。另一个是：疾控中心上门采血检查时，有感染可能的人根本不配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可见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艾滋病就可能隐藏在自身生活的细节中，没有意识到艾滋病可能是一种现实的威胁。这时，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告诉他们这世界上有一种病叫艾滋病，这种病到底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传播的，以通过知识扶贫的方式，让他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权利上的贫困，更是在思考农民艾滋病病例增多时需要重视的。由于外出打工，很多农民面临着夫妻分居两地的苦恼。对于缺少休假权利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本来休息的时间就不够充裕，他们没有所谓的8小时工作制与双休日制度，他们也没有带薪休假的权利和机会，他们能够实现夫妻团聚的机会，大概只能是农忙时和春节时。

    如果我们认为食色是人的天性，就应该看到农民家庭因为分居两地而产生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农民外出寻找释放机会的可能。此时，简单的道德教育是乏力和无效的，农民需要的是权利上的保障。比如，能够允许外出打工的农民带薪休假，让他们在合适的时间里与家人团聚。再理想化一点，比如给打工农民更好的住宿条件，让他们有机会让老家的妻子来城市看一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