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受贿同罚 能否夹击腐败分子

    最近，随着周久耕、文强等一批腐败官员的落马，反腐再度引人注目。对于贪官，从法律到政策都是坚决打击，然而对于行贿者——官员腐败案的另一方——打击力度却还远远不够。于是有人提出借鉴国外经验，将行贿与受贿同罪同罚，形成对腐败的夹击势态。

    然而，“接轨”条件是否成熟？效果会有多大？舆论却颇有争议。

    法律放纵行贿者？

    在我国，法律上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确实非常明显，与所受

    《瞭望东方周刊》指出，有受贿必然有行贿，放纵行贿者显示出法律存在严重的偏差。许多行贿、受贿犯罪，均是行贿者积极地实施行贿，因而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应实行同罚，从根源上消除受贿现象。

    然而，目前在审理腐败案件时，行贿人员常常处于“污点证人”的地位，以对其减轻甚至免除处罚来换取对腐败官员的严惩。

    其实，在取证问题上，不妨借鉴国外经验，即行贿受贿双方无论谁先交代罪行，则对对方从重处罚，以达到分化瓦解贿赂犯罪、将行受贿双方置于“囚徒博弈”境地的目的。

    行贿者也是“受害者”？

    不过，许多舆论指出，有相当一部分行贿，是因为有官员为了寻租设置障碍在先，以逼人行贿。这种“逼良为娼”的行径，实际上使许多行贿者也成了“受害者”。因此，如果盲目地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无异于扩大了打击面，甚至可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减轻罪责的工具。

    因此，如果说严厉打击行贿有利于反腐，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让钱权交易失去驱动力。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分析认为，行贿原因复杂，有时候行贿人是被勒索行贿，有的人行贿后得到的本来就是该得的利益。而且，行贿和受贿危害程度是有区别的，行贿者试图腐蚀受贿人，受贿人完全可以通过个人觉悟、对法律的敬畏予以拒绝，而受贿人损害的是国家和百姓等公共利益，无法挽回。

    行贿被“选择性忽略”？

    现行法律对行贿罪其实是有比较详细规定的，关键是在司法实践中，行贿行为往往被“选择性忽略”。合理、有效地打击行贿行为，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在执法过程中，要强调法律的威严性，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同时，对于行贿行为，一些“法外”惩罚措施也不失为好的补充。从2006年起实施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就对防控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就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而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的实施，更是取消了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

    正如《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指出，要让行贿档案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仅仅取消查询限制、扩大收录范围，还远远不够。还需将行贿查询作为招标投标、行政审批、资金拨付、组织人事、行政执法等的必经程序，一旦发现有企业、个人等被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记录在案，就要根据规定，将是否存在不正当交易行为作为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甚至直接将行贿企业打入招投标等的“黑名单”。这样，才能让行贿档案真正起到作用。

    可以说，打击行贿要比惩处受贿复杂得多。只有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多管齐下，建立起立体的行贿防控、处罚体系，才能切实对反腐工作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