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入罪的进步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确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新罪名。从10月16日开始，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司法机关将使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中

    新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提法上就很新，以前学理上或实践中，把上述条文所描述的行为定义为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差别不大。然而利用影响力受贿更加通俗易懂，比起“斡旋”这样冷僻的措辞，让最关注反腐败斗争的人民群众易于接受，有利于加强社会监督，打一场真正的反腐的人民战争。

    另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移植和借鉴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影响力交易罪”，是与世界接轨的先进理论成果，该公约2003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审议通过，是世界上第一部全球性专门反腐败法律文件，我国全程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拟定工作，并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公约》，这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迈向新的阶段。

    斡旋受贿是根据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务的，以受贿论处。”这是对斡旋受贿犯罪的基本界定，在此基础上，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又增加了两种斡旋受贿的类型。这样一来，行为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的受贿罪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修改后主题范围波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很明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从法律层面上，受贿罪主体呈扩张之势。

    犯罪主体范围的扩大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最大亮点，打击面扩大更彰显中共反腐的决心。每个国家工作人员在社会生活中，除了职务关系外，尚存在诸如血缘、亲朋好友等关系，从而形成职权关系之外的“关系网”。9月18日，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特别提到“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和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可以看出“利用影响力受贿”入罪和中央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把反腐的决心和理念落实到法律制度设计上。

    我国刑法原本规定的斡旋受贿不是单独的一个罪名，而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把其设立为一个单独的罪名，然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普通的受贿罪在构成要件上存在很大差异。独立设立一个罪名是预防、打击斡旋受贿犯罪的现实需要。但原本的刑法对受贿罪的打击面仅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纵容犯罪的危机，也有利用“身边的人”的行为规避刑罚的可能，从而导致权钱交易。

    由于以前对此没有独立的罪名，在量刑方面也没有规定独立的处罚幅度，而只是简单地“以受贿论处”，在现实生活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社会危害性小于受贿罪。现在，我国刑法明确设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设立了相应的量刑幅度，法律细分后，打击犯罪更为准确了，也让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有更强的操作性。这对打击腐败，加速法治国家的进程毫起到了推动作用。作者：普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