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受贿罪主体范围扩大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确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新罪名。从10月16日开始，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司法机关将使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受到普遍关注。

    从刑法理论上讲，受贿罪是故

    我们注意到，有关专家在解读时，都提到这是与国际接轨。这是法律专业人士的视角，一般民众也会有自己的关注角度。《联合国反腐公约》对“影响力交易罪”作出明确规定，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影响力交易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表述并不一样，它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我们是否可以作一些深入的比较与思考。

    对比《公约》，我们可以发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影响力交易罪”精神有共同之处，亦有不同。《公约》将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表述为“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主体范围没有任何限制，而我们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有明确规定。这或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考虑，但未来有无可能将受贿罪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不是不可以关注和讨论。

    我们还看到，与《公约》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规定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利用影响力行贿行为目前还无法以行贿罪处置。从另一角度看，行贿是贿赂犯罪源头，只打击受贿，而不同时打击行贿，不利于减少贿赂犯罪现象。事实上，《公约》对行贿犯罪的打击远比受贿更严厉，规定行贿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不正当好处，都构成影响力交易行贿罪，这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另一种必要的考量。

    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影响或改变他人的能力，可以是作为官员子女或近亲属或关系密切人的身份，但也可能基于行为人自身的因素，而非依附于他人。权力是一种影响力，非权力的内容也可以成为一种影响力，如果类似受贿的法律事实发生，他们在法律里将对应何种罪名，也将是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当理解明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体现的努力与现实针对性，同时也要看到社会治理现实的复杂性。一个罪名的设立，可以使一些问题清晰起来，更富操作性，但一个罪名与社会现实之间可能还无法实现完美对接，它还需要很多配套工作。法律终究要体现为现实，它如何被实践被执行也是影响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正视受贿罪主体范围扩大问题，在立法和实践层面拿出更积极的举措，仍然为人们所关注，因为这承载人们希冀社会进步的诸多希望。作者：肖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