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还需外部监督的配套改革

    与“大部制”改革并行的，应是外部监督的改革。国情容或不同，但外部监督与内部控制相结合，在效果上远胜于自我监督，却非国外所独有的实证经验。倘若外部监督不适时变革，就无以适应“大部制”改革之后的行政格局。

    “大部制”改革的浪潮正席卷着珠三角大地。继深圳、顺德之后，广州“大部制”改革方案也 于9月24日出台：市政府工作部门和办事机构从49个精简为40个，其中涉及调整、撤并的机构29个，

    虽说“大部制”改革乃大势所趋，又为时代潮流，但真要落到实处，则殊为不易。着手前厘清职能、划定边界之难且不说，进入实施阶段，因牵涉具体人事利益的调整，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试想，以前大家各有“山头”，平起平坐，现在“山头”没了，要“寄人篱下”，甚或先前的位子乃至饭碗亦可能不保（而若非如此，就不是改革而是归大堆），不平之气于是乎难免。所以，推进“大部制”改革，非有勇猛精神不可为，尤须社会舆论之襄助。襄助之谓，自非一味叫好，也应贡献若干“远虑”。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制”的监督议题，不能也不应在尘埃落定之后才予以考虑，而应未雨绸缪，前置于改革推进之前、之中。

    基于职能归并的“大部制”，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当然也意味着权责的清晰与平衡。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小部制”下既有“小衙门”的存在，则“大部制”也未必就没有出现“大衙门”的可能。“小部”时养成的积习，尤有可能成为“大部”因袭的负担。就“大部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超越部门主义的力量；相反，倒很可能形成力量更大的部门主义。视“大部制”改革为克服部门主义的良方，显然是一种误读。此外，“大部制”改革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高悬高效、节约之鹄的，但“九龙”有“依法扯皮”的通病，“一龙”也未必就没有内部扯皮的恶习。至于编制失控和预算软化的问题，更不会因实行“大部制”便迎刃而解。进而言之，“九龙”所遇到的尴尬，并不会因只有“一龙”就自行消除。比如，在“大城管”的格局下，暴力抗法与野蛮执法的现象会否消失，便很难使人获得确定性判断。

    由“小部”而为“大部”，则对其权力运行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和难度均同比上升，这应当成为一个共识。现在看来，对“大部制”之后的权力制衡，不少人寄望于决策、执行、监督的所谓“行政权三分”。这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设想，也是一种必要的架构。但监督于此中的地位，与决策、执行委实是在同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关系，不可能具有超脱性；或者说，它的有效性最终必决定于部门首长的意志，从而使其存在更具有形式意义。而事实上，不少部门首长的身份，乃是决策、执行、监督的“三位一体”。“行政权三分”框架中的监督，无法克服其固有的“内部性”，因此，与“大部制”改革并行的，应是外部监督的改革。国情容或不同，但外部监督与内部控制相结合，在效果上远胜于自我监督，却非国外所独有的实证经验。倘若外部监督不适时变革，就无以适应“大部制”改革之后的行政格局。

    为“大部制”改革鼓与呼，这是无疑的。不过，为着少走弯路、少些反复，则多想些“预案”，或留有“防疫”药方，哪怕是杞人忧天，或许也不无益处。（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