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潜规则事件看大学的自主边界

    作者：熊丙奇

    中央音乐学院一名70岁知名博士生导师、教授自爆曾与一名报考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并收受该生10万元贿赂，以便帮助其顺利考博。最终因女学生并未如愿上博，老教授担心女生将此事曝光，自己抢先向学校纪检部门坦白并退回赃款。事发之后，校方对该教授作出“取消所有招生、教学和学术权力”的处罚，并立即向北京市教委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备。(《新京报》8月15日)

    2006年，由武汉赴港入读香港城市大学的25岁女博士生，为求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竟将一万元现金放在教授的信箱，意图行贿老师取得试题和答案。香港廉政公署在接获城大举报后，安排该教授与女生见面交易，当场把正抄写试题答案的女生拘捕。该女生被判入狱六个月及充公一万元贿款。此事曾在内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论者议论两地制度文化的差异，而事实上，在制度文化差异之外，对于大学自主权的模糊认识，也是内地对大学校内各类腐败、纠纷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处理的原因。

    一方面，本学校自主管理的教育与学术事务，学校不能“自主 ”。举例来说，近年来，针对学生被开除、退学事件，屡屡有学生将学校告上法庭，而法院也受理了此类诉讼，还有一些案件，法院判学校败诉，比如，2005 年，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被告郑州大学对原告大学生董某因考试作弊作出的“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这在推行现代大学制度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学校按照校规(校规根据大学章程制订)开除严重违规、淘汰不合格学生，完全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范畴，被处理学生可以在校内依据校规进行申诉，然后学校的调查委员会、申诉委员会接受申诉、展开调查，而法院是不会接受此类申诉的。因为这意味着行政和司法权直接干涉本应属于学校的办学权力，会让学校的大学章程失去法律效应。

    另一方面，不该学校自主管理的，学校“越界”管理。这在处理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中十分明显。拿教育腐败来说，近年来，发生在基建、后勤、教材订购中的收受回扣，已经列为商业贿赂加以打击，而在招生领域、考试领域的权钱交易，却很少被学校移送司法机关查处，往往是内部处理；拿学术腐败来说，虽然对于学术抄袭、造假事件中可能出现的学术欺诈(骗取国家课题经费)，以及挪用、贪污课题经费的行为，舆论借鉴国外处理学术欺诈的通常做法，一直呼吁引入司法程序，加大问责力度，让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但迄今为止，司法还未进入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领域。

    还有一种情况是，学校不愿意自主却不得不自主。包括学生在校外租房，出现安全事故，这需要学校出面处理；学生在校外的道路上发生车祸，也要学校进行处理；学生假期在外打工引发纠纷，同样需要学校去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是社会人，而是“单位人”，很多高校每年用大量的时间，处理这些与办学无直接关系的各类事件，学校、个体与社会的权责界限十分模糊。

    学校该自主的不能自主，不该自主的却越界自主或不得不自主，表明我国大学的办学主体地位并没确立，而依法治教的现状不容乐观。在模糊与混乱的权界之下，大学陷入无办学自主空间，同时却有让一些行为不端者逍遥法外的特权的尴尬——— 办学不能坚持教育规律，违规无法按法律严惩，公信力持续走低。

    改变这种情况，应建立大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同时每所大学应有由全国人大(对于国立大学)或地方人大(对于省立和市立大学)审议通过的大学章程，严格界定学校的办学权力与责任，不越位、不越界，同时自主权力也不受外界的干涉。就老教授“潜规则”女生，并收受贿赂来说，合理的处理是，在校内，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应依据其行为，做出取消其学术权力的处理；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应按法律规定，对事件进行调查、审理，依法处理。对于其他教育腐败与学术腐败的处理，也应如此，这才是自主办学与依法治教的同步推进。(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