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大众编辑思想研究

    摘要

    邹韬奋作为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编辑出版家，他的编辑出版理论和实践在我国新闻出版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等报刊以突出的业绩载入我国现代出版史册，在当时社会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这主要依赖于他的新闻思想，即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主线，全心全意投入到新闻工作中，具体包括正确的动机观、为劳苦民众说话的立场观、充分满足读者需要的群众观、富有创造精神的业务观、具有阶级性和相对性的新闻自由观、以人格、报格为第一的新闻道德观等等。他明确提出了报刊是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目的的办刊方针。著名的“韬奋精神”——“热爱人民，真诚的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毛泽东语），更是激励着我们每一代新闻工作者为新闻事业而努力奋斗、做出贡献。认真研究和继承发扬韬奋的新闻思想和职业精神,对于今天的新闻事业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邹韬奋 读者工作 《生活》周刊 经营管理模式 大众编辑思想

    一、引言

    邹韬奋（1895—1944 ），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江西余江人。他作为我国近代最伟大的出版家之一，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1919年，年仅24岁的韬奋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工作，从此他把自己伟大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钟爱的编辑出版事业，直至去世。众所周知，邹韬主持的生活书店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影响非常大，但就生活书店而言，无论是规模还是出书数量都不算大，而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韬奋先生毕生所坚持的职业道德，办报宗旨。即使到现在，韬奋的办报思想也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邹韬奋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他的编辑思想——“大众喉舌”的新闻观, 以及他所总结的办刊经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成为我国期刊编辑出版的重要理论财富，而且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的新闻事业的理论建设以及具体实践，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邹韬奋的大众编辑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受众意识

    第一、“大公无私”的高尚职业道德情操是邹韬奋办报工作得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接办《生活》周刊初期，韬奋先生就一再声明：“我们办这个周刊，心目中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机关”，“不是替任何个人培植势力，不是替任何机关培植势力”，他自己也“不想做什么大人物，不想做什么名人”，而是要“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借此机会尽我们的心力为社会服务”。 在筹办《生活日报》时，韬奋反复强调“本报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正是因为这种理念使得《生活》报刊办的越来越好，在他接编刊物不到3年的时间，《生活》周刊每期销数便由2000 余份增至4万份之多。

    第二、报刊内容上要坚持健康有益的原则。韬奋先生提出，要让读者阅读他所主编的报刊时“读一篇得到一篇的益处”。是否有益于读者，是韬奋先生选择稿件和广告的基本标准。他决不允许低级趣味的东西和害人骗人的广告进入他的报刊。旧中国许多报刊依靠诲淫诲盗刺激读者，以无聊的低级趣味打开销路。甚至凭空捏造，颠倒是非，完全丧失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又由于绝大多数报刊都要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结果造成报刊广告的畸形发展。不但广告的数量，多到喧宾夺主的地步，而且广告的内容也非常糟。韬奋先生唾弃这种流行一时的卑劣做法，在稿件和广告的选择上，他处处对读者负责，表现出自己报刊的进步特色。

    第三、热心周到、无微不至的读者工作。韬奋先生的读者工作，堪称报刊工作者的典范。从他接办《生活》的第二卷开始，就开辟了《信箱专栏》。从此，《信箱》专栏就成为他所主办的报刊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韬奋先生联系群众的纽带。韬奋先生在《信箱》这一栏目中以无限的热诚为读者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其同情之深厚，关切之周到，谋划之细致，到现在如果读到，仍然是令人感动不已的。

    邹韬奋的以受众为本的编辑思想不仅影响着他们那一代的办报人，对我们今天的办报更是有着很大的借鉴，现如今，邹韬奋的“以人为本”的受众意识，“热心为读者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已经成为办好社会主义报刊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独特的办报理念与办报风格

    1、主张办报要有个性，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精神

    邹韬奋一直强调办刊物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这不仅表现在内容上的特色，格式和编制也应极力“独出心裁”，他非常讨厌办刊物的简单模仿。在内容上，重视刊物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以吸引读者的阅读，但在给读者提供读报快乐的前提下，也要更利于读者的进步，促进社会的改进，做到“趣味”与“价值”的严格统一。

    在形式上，主张另类，不同于其它报刊，每次办报都力争“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在当时流行的是大报和小报，而他却主张办中型或小型报纸，《生活日报》就是一张中型报纸，其封面不仅采用了真色照片，印的精美鲜明，为当时期刊所少见，而且注重版面的创新，巧妙地配合了刊物的内容。

    文风要“明显畅快”，适合大众需要的文风，所写文章要注意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短小精悍，亲切感人，主张文笔简练轻松。

    可读性主要体现在短小精悍的评论上，他在《生活》周刊创办了“小言论”栏目，并且贯穿于《生活》周刊的始终，他的小言论写得很有特色，自1927年起，《生活》周刊上几乎每期都发一篇署名“韬奋”的小言论，很受读者欢迎，言论内容也是发展变化的，初期言论基本不涉及时事问题，后期则主要以社会和政治问题为主要评述了。

    其次，邹韬奋所倡导的“有趣味、有价值”的报道内容，这体现了新闻要素当中的内容，新闻首先要求有“新闻价值”，新闻的五要素中要求新闻要有趣味性，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刊登有教育性和可读性内容，这就是“有价值”的新闻的体现；刊登大量人物评述、成功人传、名人箴言等文章，就是“有趣味”的新闻的体现。

    2、办好报刊要不畏强暴，坚持“报格”。

    邹韬奋所办报刊，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不怕威胁、利诱。他所办刊物有三个特色：讲人民大众不敢讲的话，讲反动刊物不愿讲的话，讲共产党报刊不便讲的话，表现了一个报人的正直作风。

    邹韬奋能够自觉地摆脱商业利益的驱动拒绝政客收买，从而一直保持着刊物的言论自由，突出刊物的个性特色。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赢得了读者的称赞。

    然而，在我们今天激烈的新闻行业的竞争中，许多媒体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办报风格，一味地从商业利益角度考虑，采取“媚俗”的态度来迎合一部分受众低俗化的阅读心理要求，从而迷失了正确的新闻方向，这样的办刊价值取向，显然与邹韬奋提倡的健康向上的办报理念和立于大众的新闻价值观背道而驰。办报要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

    在今天，我们是处于一个和平的年代，局势不会动荡不安，也不存在报刊怕被一些政客收买，媒体言论属于相对自由，但是不良现象也还是存在。例如煤炭事故发生后，一些主要的负责人为了掩盖声势，瞒报事故死亡人数，就给一些媒体施加压力，有的用金钱收买，有的进行恐吓，甚至还对媒体人员进行伤害等，当这些现象发生时，有些报社就会或由于利益熏心，或由于害怕生事，就会放弃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从而导致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很坏的影响。

    (三)严格的新闻从业要求

    对于记者，邹韬奋主张新闻记者要在言论上，有独立精神，不胃强暴；工作上，有敬业精神；观念上，有读者至上的服务精神；职业道德及从业素质上，应有“视事业如生命”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广博的知识，健全的体格等。

    此外，报刊工作者要有活动力，“新闻记者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的”，作为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力，尤其是活动的正确动机。“活动力”：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不怕艰险的奔波。“正确的活动动机”：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不要为私利而活动。对于新闻工作者的要求，除了上述邹韬奋总结的以外，我还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新闻敏感性是最基础的从业要求，也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当然对于新闻敏感也不是说每个新闻工作者都具备的，这需要长期的实践和锻炼来慢慢培养。

    其次，必须有很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这是作为新闻工作者在采、写方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要有团队意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在一个和谐的团队下工作，大家会更加愉快，工作效率也会提高，媒体的整体素质才会迈上一个新台阶，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第四，要有党性原则，这一点可能在政府机关报刊中体现的更多一些。因为这个媒体的特殊性，是政府机关的宣传工具和舆论喉舌，领导讲话的镜头是不能乱放的，必须按照领导的头衔大小来排序，还必须按照符合领导与镜头一一对应的原则，否则出错就会按事故来处理，从台长到编辑，再到记者都会进行处分。因此，党性原则尤为重要，这不仅是政府机关报要做到的，一些私营媒体也要做到。

    对于编辑，邹韬奋也有一定的要求，他指出，理想的编辑至少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大公无私；二是敏锐的观察和卓越的识见；三是文字畅达；四是至少精通一种外文。

    编辑工作是新闻传播制作过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在大众传播学中，怀特所提出的“把关人”理论，就是对编辑的详细理论分析和阐述，他认为，编辑决定着哪些稿件能用，哪些稿件的哪些内容需要删减，稿件应该怎样编排等，甚至编辑所修改完的稿件会直接体现报刊的思想和舆论倾向。我们所看到的报纸上所刊登的稿件都是编辑的最后成果，因此，我们对于报纸内容的评价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编辑工作的看法和意见，这就对编辑有高质量的要求。

    (四)先进的报刊经营管理模式

    邹韬奋认为，“我们这一群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先进的文化事业”，是“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的事业。这就是“事业性”。同时又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存，这就是“商业性”。主张处理好“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只有兼顾好两者，才能发展事业，维持报业生存。

    在报业经营管理方面，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行“集体的管理”与“民主的纪律”，社务管理民主化，依靠大家来管理，发挥全体职工主人翁责任感，主张科学分工，人尽其才，实行“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同时还重视社会信用，进行经济公开，公开收入与支出，有高级会计师审查监督，还做到准时出版，从不脱期，因此在受众群中赢了良好的口碑。

    主张报刊虽然也要赚钱以维持和发展事业，但绝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对广告管理来说，广告的选择和刊登有严格的限制，要从法律和道德上考虑，在版面安排上广告不割裂新闻。广告同样也要以维护大众利益为准则，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要向读者负责，对于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社的营业收入，而应该考虑到读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

    [2]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2年

    [3] 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之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年

    [4] 李频：《大众期刊运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2003年

    [5] 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韬奋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7年

    [6]《韬奋全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5年

    [7] 郝丹立：《编辑学刊》之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精神，2002,(4)

    作者：刘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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