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告官第一案13年诉讼

    沉重的“红帽子”

    作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私人企业通过加戴“红帽子”，挟融资便利等优势，发展壮大。对利益双方来说，企业都是一个难以放弃的“金库”，但是由于政府的政策、企业没有清晰的产权结构，于是，产权纠纷就出现了。

    成也红帽子，败也红帽子，陈锦洪的身上附着太多时代色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还针对“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一直不休，私营企业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私人出资要办企业，必须挂靠在公有制企业旗下，以获得经营权力。于是，“红帽子”企业应运而生，名为公有制企业，实为私有制企业。

    事实上，“红帽子”企业除了可以突破政策限制，获得税费优惠。更重要的是，“红帽子”企业向银行贷款时，不用个人担保，而是由集体担保。这样也解决了企业发展的融资渠道难题。

    当中国市场经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后，民企发展的各种限制得以放宽，许多红帽子企业要求变更登记。此时，曾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红帽子”却成为悬在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因为，“红帽子”本身就模糊了企业的产权。绝大多数红帽子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与挂靠单位发生了产权纠纷。出资人坚持谁出资谁拥有产权，而挂靠单位却坚持企业是公有制性质，认为自己不拥有产权就意味着国资流失。

    “没有红帽子，发展就没那么快！”万科董事长王石曾坦言，“要想摘掉红帽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当时，万科依靠戴上“红帽子”的保护伞争取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万科作为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首批公司，当时上交的报告里本来是将分配方案定为五五分，后来挂靠单位负责人找王石谈话，说“我们要六，企业拿四。”

    这一幕至今还让王石记忆犹新，他毫不犹豫地点头，从此万科成功走上了股份制改革的道路。“就算三七分我都愿意！”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其实这是一场利益的博弈。王石相当聪明。先保住自己，不一定非要争个你是他非，黑白分明。”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认为，处理红帽子企业产权问题应从有利于各方的立场出发，先对初始投资进行确认，在此基础上分别确认初始投资人、政府、挂靠企业在企业发展中的贡献，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而陈锦洪这位昔日的“电梯大王”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带给他无限风光的“红帽子”在若干年之后竟然会为他带来如此大的灾难和痛苦，也让后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