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案”关乎正义无关“弱势”

悯恤弱者既是人之天性，也是社会校准强弱群体间权益分化的道德力量体现。但在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问题上，每遇公共事件，则舆论一边倒、不分青红皂白地为弱者论辩，恐怕也不是什么值得褒赏的现象。“我们提倡拾金不昧，但如果‘昧’了该怎么处罚呢？”5月1 6日，深圳律协以此句破题，召集了一批律师和法律专家，专门针对深圳机场拾金案进行了讨论。据悉，在案件定性前，律协召开专门的研讨会是非常罕见的。（5月17日《广州日

在“梁丽案”真相未明的时候，律协开口就以“拾金”定调，显然有悖公允。值得玩味的是，这一倾向又很得民心。5月14日，深圳市公安局首次对事件作出定性，称梁丽的行为是“盗”而非“捡”，虽然相关部门说证据在握，但这一定性还是再次引发热议。在一波又一波的“热议”中，“公道”与“人心”分崩离析：以司法公正为背景的“公道”，与以常理常识为皈依的“人心”正面交锋。

回头看看，此事实在百般诡异。诡异的不是“梁丽案”本身，而是围绕这一话题左右互搏的民心民意。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梁丽案”究竟真相几许，侦查或检控方只需各司其职，公众只需盯着司法机关，看看他们是否依法办事。至于结果，我们可以表达情绪，却不应左右审判。现在看来，证据还在补充侦查，审判还未进行，公众却比谁都焦虑，甚至冠以“女许霆”等论断，酝酿成为一种舆论暴力。然而，事实决定刑罚，越俎代庖纯属瞎操心，甚至可能戕害公平正义。与此案不同，许霆案是事实清楚，责罚上存在裁量空间，才有讨论争辩的必要。

“梁丽案”之所以成为全民热议的公共事件，恐怕离不开以下几个关键要素：当事人是清洁工且口碑良好；案件数额巨大，最高刑可判无期；发生在公共场所，丢失者看管不当等。在这些要素中，只要适当渲染与选择，民众很容易得出“可怜人捡拾到金子竟然要判无期”这个主观上颇具震撼力的误判。而媒体只需稍事“引导”，舆情自然火上添油。换言之，如果新闻成为“乘客遗失一箱黄金，机场工作人员有盗窃嫌疑，或获重刑”，那么，同样的事实，同样的预判，还能引发一波又一波的热议吗？

我们于是会发现：表述与立场决定了民意走向。那么，建立在不同表述与不同立场上的不同结论，与真相和正义尚有多远距离？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假设“梁丽案”的主角是胡斌，就是那个刚刚飙车肇事的公民，请问，我们鼓噪得最厉害的公平与正义的旗帜，是不是还会站在胡斌这边摇旗呐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所谓“公平与正义”的旗子，不过是成全个人情绪的幌子，因身份地位而左右摇摆。假如法院又遵循了这种“民意”，那么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司法公正又何在？谁又能保证下一次“民意”不会冤枉你？须知，弱势永远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出于情感考量，我们真心希望梁丽没有犯法，不至于受到法之严责；出于社会公平考虑，我们更相信真相与证据，不能宽容任何违法行为不被究责。眼下民意的焦虑，若说是呵护梁丽，不如说是感同身受的权益焦虑——见多了司法不公，看惯了权力寻租，当弱者陷身囹圄，我们的条件反射就容易习惯性地为其寻求开脱的理由。深谙这个逻辑，我们就不要嘲笑民意，更不要倒逼司法，而应监管好程序，最大程度地寻求透明、公开、正义的博弈路径。真相，也只有真相才值得我们孜孜以寻。（新华网） 【阅读次数：3】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