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诗成

    说话无遮拦，难免留话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再掀舆论波澜，只因为老先生公开言称：“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此语迎来板砖无数。一大批网友认为，穷人也有享受独立厕所的权利，不能侮辱穷人的人格尊严。更有甚者极尽抬杠之能：如果不设厕所管用，那么干脆也不设厨房、客厅，只留硬板床一张算了，只是，其与贫民窟何异？

    应该承认，茅先生的建议确有“硬伤”：有钱人不喜欢，不等于他们不会来染指。转租以得益，这是廉租房在“有钱人”手里最大的使用价值。而既然是廉租房，其差价空间未必太大，“有兴趣的”应该不都是大富特富者，最可能的是一些收入中上或与分配权力能扯上关系的公务员，这一部分“次等有钱人”因为不至于个个宝马奔驰加别墅，所以辨别起来格外困难一些。如果看清这条“生财之道”，茅老的建议的确就没多少价值了：转来转去，最后住在房子里的还是穷人，“有钱人”稀罕的不是你那屋子里有没有厕所，稀罕的是这份差价。拦不住有钱人，反倒会降低穷人的居住条件，也基本可以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建议了。

    耐人寻味的是：茅老先生自己也说，他只是“发表一点个人看法，绝不希望政府不做认真的研究就按照他的意见去办”，为何还是遭到了谩骂，甚至被损为“老糊涂”呢？

    中国廉租房突然冒出个 “茅房问题”，真是个反讽，暴露了国人对于住房保障的集体性焦虑，更暴露出中国廉租房的现实羸弱，而我们面对羸弱，却缺少化解矛盾的办法。“廉租房要不要设厕所”，充其量是个药引子、导火索，它引燃的应该是对中国廉租房现实的一次检省，而不应该是对茅老简单而且上纲上线的谴责、谩骂。否则，只会让更多的经济学家“聪明”地闭上嘴巴，不再敢坦诚放言。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茅于轼昨天如此强调，表现出一个致力于为保障房破题的经济学家思考时所遭遇的困顿。“在目前社会诚信系统不完善的条件下，保证公平地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难，实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招术糊不糊涂姑且可以讨论，但我们不必以诛心思维怀疑老先生的用心。要注意，媒体报道时大多省略了茅老一句重要建议：“政府更应该建的是廉租房……”

    这句很关键。中国廉租房的紧要问题，不是修不修厕所的问题，而是建设规模和数量不足与需求过于庞大的矛盾问题。2009年，是中国廉租房的关键之年。温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表示，今年拟安排430亿元，用于补助低保住房困难家庭的实物廉租房建设。按照计划，陕西省今年将建设或收购廉租住房280万平方米，将对近14万户申请租金补贴的城镇低保家庭基本做到应保尽保。根据报道，西安市也将建廉租房1.8万套。现在，正是需要全社会都振作精神，来监督政府的承诺能够落实，来想尽办法确保落实过程中不变味。

    怎样监督？廉租房被转租不外乎有两种手段：一是权力寻租；二是欺瞒。国家明确规定，廉租房不得转租，为什么现实中的转租毫无障碍？据媒体统计，公务员是转租队伍的“主力军”，深圳市曾在一次清查中就查处公务员违规占用廉租房800多套。其他地方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清查？清查出来是轻描淡写地批评几句，还是进行更严格的行政问责？至于居民个体家庭的欺瞒行为，除了加快建立城市家庭收入征信体系，从源头上防止瞒报，更需要加强震慑与惩罚的力度，让机会主义者对欺瞒的代价有所顾忌。此外还可以通过公开信息、接受举报、经常性抽检等行为，保障政策高压线的随时“带电”。

    基础制度上收紧一点，形势就会好上一片儿，如果大家都认为“没有办法”了，可能真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