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相声表演大师侯宝林。中新社发 任晨鸣 摄
2007年11月29日，是相声大师侯宝林逝世十周年，侯宝林的小女儿侯在纪念文集《七嘴八舌侯家事》中追忆了父亲的一生，同时对自己的家族往事进行了梳理和重述。这不仅是一本私人相册，也浓缩了中国一个相声时代的历史影像。
□摘编自《七嘴八舌侯家事》侯编著中华书局2008年1月
父亲的出身,是他心灵上一直淌血的创口
上初一那年，“文革”爆发了，一时间，“出身”变成了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 纸里包不住火，我们家的那点儿事儿，也让人给抖搂出来了———原来，我父母都是孤儿。
先说我母亲。我母亲王雅兰据说是天津武清县人，1922年8月8日立秋生人，小名就叫“秋儿”。因为家里穷得过不下去，她母亲只得撇下她进城(天津)去当奶妈。母亲8个月大时，饿得皮包骨头，眼看活不成了，她父亲抱着她进城寻找妻子。不料，被妻子的东家轰出门外，夫妻不得相见。我母亲后来分析说，她娘可能是被东家给霸占了。老爷子急得捶胸顿足不知所措，就有好心人支招：“赶紧找个人家把孩子送出去吧，不然小命就保不住了。”就这样母亲被送给一家在戏班子里做事的中年夫妇。
母亲的养母很开明，在我母亲出嫁前，竟把她知道的原原本本地道了出来，就连收养时母亲身穿的小衣服、一张写着母亲生辰八字的纸也还一直保留着。
我父亲可没有我母亲那么幸运，他的出身始终是个“谜”。父亲虚龄5岁时跟后来成为他舅舅的张全斌坐火车来到北京。据说，父亲是1917年农历十月十五酉时出生的，所以乳名叫“小酉”。张全斌是戏班里的跟包，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穷娶不起老婆，反正他一辈子打光棍儿。他把我父亲带到北京送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父亲的舅舅，我们的舅爷。
据父亲的档案记载，父亲的养父侯连达、养母侯张氏,家住北京地安门内大街织染局胡同，满族镶蓝旗人氏。祖上也曾是殷实人家，转入民国，因无生存技能又染不良嗜好逐渐败落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名义上是8口———奶奶、爸妈和我们5个孩子，实际上是11口，因为父亲每月还要支付他的舅舅张全斌，另外还有一个师父、一个师娘的生活费。父亲对这个舅舅应该说是尽了全责的，一直到把他送进火葬场，回来时手里拎着几件老人随身穿过的旧衣服。老人对我父亲的出身始终讳莫如深。听母亲说，直到他弥留之际，父亲守在他的病榻旁恳求他，他也还是不肯透露半点。如果说老人有私心，怕我父亲找到亲生爹娘后不再赡养他，那么，为什么到他临终前还要保持缄默呢？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他向什么人承诺过什么吗？所以说，父亲的出身是个谜，这个谜折磨了他整整一生，是他心灵上一直淌血的创口。
小妹夭折
母亲借烟消愁终生难戒
我母亲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性格温和贤淑，做事任劳任怨，感情专一，宽容厚道，相夫教子堪称典范。她24岁嫁进侯家，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一个令人羡慕的舞台新星摇身变成了一个后娘，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在中国，为人继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信您看，无论文人的书中还是百姓的口中，后娘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女人。
我大哥耀中1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站立不起。父亲带着去看号称“小儿王”的著名西医，西医摇摇头表示束手无策。就在父亲绝望时，母亲说，不如试试中医吧！父亲就找到名医赵锡武，赵大夫看完病问父亲：“我开了方子，你敢不敢给孩子吃？”父亲说：“您敢开，我们就敢吃。”“那好！我先开几服汤药，每服药搭上两丸苏合丸。这药是大人的剂量，还必须得是同仁堂制的，可没人敢给这么小的孩子用啊！”此后，母亲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耀华交给我姥姥带，一心一意照料耀中。每天除了吃药，还得带他去针灸按摩。大约半年后，我大哥的病完全治愈了，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1961年他参军到海南岛战线文工团当文艺兵，正好赶上部队搞“大比武”，他被派往“尖刀班”学习，竟然还参加了横渡琼州海峡。几年前，他主演了农村题材的电影《春打六九头》，60岁的人了，依然健硕。
我的妹妹咪咪，年纪小我两岁，1954年出生。她是全家最小，也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母亲总说，这个孩子不光长得漂亮，而且天资过人，小小年纪打扑克竟然能赢父亲。要知道，我父亲的“牌艺”是大家公认的。父亲的学生于世猷有一段回忆：“侯老同郭启儒演出，我陪着侯老玩牌。我记得有一年元旦，侯老叫我陪着郭启儒他们去了中南海，两位老师在舞会的中间夹了段相声，新年钟声敲响了，大家唱起了《东方红》，毛主席站起来和大家招手。尔后，我跑到后台，和侯老玩了岁初的第一把扑克牌。你看！侯老即使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时的空隙，也忘不了玩上一把。”
我妹妹咪咪4岁时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原本病情已经稳定。7岁上小学时，因为误打了某种预防针，旧病复发。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药品食物匮乏，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病情时好时坏。拖到1962年开春，不治而亡。那天恰好是父亲要去南方巡回演出启程的日子。
下午，父亲刚到火车站，医院来通知说，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单位领导让父亲留下来料理后事，父亲谢绝了。父亲说：“海报早就贴出去了，最近一站的演出票也已售出了，如果我不去，观众会失望的。”父亲走了，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里，一连三天，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从此，直到她去世，每天两包香烟。母亲还留下一句名言：“戒饭行，戒烟不行！”
父亲说，“是王雅兰和我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
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父亲中断了在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创作体验。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了，关在离我家不远的原广播学院的灰楼里，每天刷厕所，铲煤，写十七年“反党”的交代材料，不准回家。到了深秋，有人通知母亲让她给父亲准备过冬的衣服，还带回一句话，要母亲和他离婚，免得受连累。父亲收到母亲连夜赶制的棉衣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找到造反派的头头，跟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要，你们只要把王雅兰的骨灰给我就行了。”后来，父亲看到母亲偷偷放在棉衣中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们说他们不做逃兵。”父亲这才相信母亲还活着。
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被暂时放回家。他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因为抄家的红卫兵随时可能推门而入，你也弄不清他们都是哪一派的，甚至弄不清是本单位还是社会上的，当然也不敢问。父亲怕他的交代材料被一派人拿走，另一派人又来要，解释不清，就让母亲想法帮他藏起来。母亲很聪明，她把材料放进一个塑料袋捆好，再放进我家的面缸，用面粉盖起来。这招儿果然很灵，那些材料被保存了下来。这个秘密后来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我很佩服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父亲是不是能捱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就很难说了。
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对着镜头用手指着母亲说：“是王雅兰和我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这就是父亲对母亲最后的评价，可见，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