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一句“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话音刚落，立即招来一片指责。

　　一篇名为《谁在呼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文章说：这不过是“高薪养廉”的老调重弹。文志传先生撰文《公车改革要走出“职务消费货币化”误区》认为：用发放补贴的办法，不但于法 无据，而且不能根治公权私用。“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实质在于权力消费货币化。补贴三六九等，这样的改革，只能强化官本位，无疑要遭到抨击。曹林先生则把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提高到“财政勒索”的高度，评论曰：以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来治理滥用，财政岂不要放更多的血？那还不如让他们滥用公车呢！他厉声质问：“中国顶尖学府的学术精英们，你们的屁股到底坐在哪里？”

　　笔者不禁要问：“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到底有什么错？

　　任建明教授的话是有前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要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任教授的话清清楚楚，“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是在今后，这有什么问题？其道理不是像15年前教授说“在今后步入“手机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手机”一样浅显么！届时绝大多数家庭都买得起私车也未可知。评论者怎么能断章取义，误认为任教授代表了最广大公务员的根本利益拍案而起呢？

　　究其实质，评论者反对的主要是为公务员加薪或曰职务消费。担心职务消费货币化会变相增加公务员工资，增加财政支出，引发不公。

　　事实上，职务消费货币化亦无可指责。众所周知，在中国无论什么消费，大凡一姓“公”，可能就是无底洞，公车亦然。职务消费不刻意厘清公私，实行基数核定，总量包干，规范透明，既有利于监督，算总帐也肯定减少财政支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对“高薪养廉”深恶痛绝。“高薪养廉”本是人类的文明成果，可它在中国多年水土不服，就是“以薪养廉”理论也指责者众。理由主要不外两点：清官不养也廉，贪官养也不廉，所以索性不养。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想贪”事实证明是靠不住的，绝对清官在中国即使不是不存在，也是少数；“不必贪”对养廉有重要作用，若辅以制度约束使之“不敢贪”、“不能贪”，应该是有成效的。南桔北枳不是社会现象－－中国国情再特殊也属地球村民，中国公务员再特别也不是外星人。况且客观地看，清官和贪官都不是公务员的主体。在中国公务员队伍中，清官和贪官在两头，相对都较少，公务员的大多数是有血有肉有良心也希望改善待遇能体面生活受人尊敬的中间派。政策主要应该根据他们的实际来考虑和制定。

　　“职务消费”的确近乎“权力消费”，强调了官本位，可这不是要遭到抨击的理由。不搞职务消费，公车不是照样有人坐、有人只能看么！职、权、责、利理当一致，不足为奇，元帅与士兵不可能也不必要平等。用“追究法律责任”来治理公车私用、公权私用倒是正确之至，可惜不现实不管用。第一，现行法律尚未见相关条文；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缺乏可操作性。一公务员譬如某市长用公车送大款去宾馆，天知道这是慷国家之慨的私事还是招商引资的公干！中国现在又没有专职克格勃或锦衣卫，谁来监督甄别？若设置相关特务机构，又要增加财政投入。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具有简明、节约、平衡的优点，虽然作用有限， 还有点副作用，但有效，不是最佳却是满意方案。

　　作为一项单一廉政建设改革措施，职务消费货币化显然不能承受“根治公权私用”之重。“根治公权私用”标准之高，究竟有没有方子能医治也难讲。可说来奇怪，古往今来总有完美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鲁迅）”须不知，绝对完美是理想状态，现实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欲速而不达，曲径可通幽。例如，共同富裕很对，然多年来的事实证明“齐步走”向富裕行不通，后来退一步，“让一部分人先富，再先富带后富”，结果较好地解决了问题。

　　片面追求完美、事事求全的老观点，对当今正处于改革创新中的中国十分不利。鲁迅先生对此有过精当的评论：“我曾向导师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现了他们心底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实事求是，不易也不难。像清华廉政研究专家任建明教授那样，吐真言、出实招，无论屁股坐在哪里都会稳如泰山，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