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我主动跟公安部刑侦局的赵启明处长联系，问有一年锦州义县是不是发生过一起伤害警察的涉枪案件。赵处长说，有啊，到现在还在部里挂着号呢，那支被抢走的枪始终没打响。

    我心想，这么大的案子可不是个简单事，于是与义县那边通电话，让他们通过省公安厅正式地出具此案的心理测试委托手续 ，我才好专程腾出时间前去。

    隔的时间不长，张彦复给我来电话说，省厅刑警总队和部里刑侦局都同意了，现在可以动手了。

    1999年3月19日是个周末。我叫上丁同春当晚到达义县。张彦复见到我们，寒暄了几句，便有些着急地说：“武教授，现在可都把话说了出去，部里、省厅都知道要拣起这案子来，这下可就责任大了！我寻思着，要是拿下这个案子，什么都好说；要是办不下来，那可咋整？”

    我说：“放心吧，只要嫌疑人都网进来了，从这两条线一直追下去，怎么着他也跑不了。”

    案件发生在1984年10月24日。这一天，义县公安局政工科长董振学的心情不错，县里组织职工乒乓球赛，公安局的参赛选手成绩挺好。作为这支球队的领队，董振学约请队员们都到懋楼饭店吃晚饭，庆贺一下。

    饭后，董振学和宋秘书顺道去局里一位老同志家串门。他们在一块唠了会儿嗑，然后告别分手，董振学独自骑车回家。途经大佛寺、鼓楼，拐进马圈子胡同，还有百十来米就到家门口了，突然“意外”发生了：董振学遭到两名骑车歹徒袭击，头部被连砍数刀，刚要反抗就失去了知觉，随身佩带的六四式手枪被抢。几分钟后，也就是在晚7时15分左右，有过路的群众发现倒在胡同里的董振学，认出了他是原义州镇派出所的董所长，马上到董家去送信报警，并张罗着护送董到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当晚10时，董振学终因失血过多心脏停止了跳动。

    杀害民警，抢走手枪，此案非同小可。公安部接报后非常重视，辽宁省公安厅也专门从省内十几个市县公安局专门抽调40多名精干刑警到义县参加破案。

    在这起案件中，办案人员首先要弄清的是：抢枪与杀人，究竟哪个为主？为枪而杀人还是杀人后捎带抢枪，这两个不同的作案目的，决定着不同的侦查方向。当时，董振学的家人赶到现场时，问董“是不是酒喝多了”，董的头脑很清醒：“有人砍我，抢枪。”送到医院后，

    董又断断续续地口述了案件经过，大致情况是：他骑车到大佛寺附近时，发现两个骑车的年轻人跟在后面，当时也没在意。进了马圈子胡同，其中一人超过董，并用车别他，把董别到墙边后，那人举刀便砍，董欲掏枪自卫，后边又有刀砍来，董就失去了知觉。根据这一情况，可以初步断定，作案人在董的回家路上跟踪下手，加之董又身穿便服，说明是熟悉董的人，报复杀人的可能性要大些。为了慎重起见，侦查工作沿着报复和抢枪两条线同时展开，侦查地域定在义县的义州镇和相邻的城关乡两地，这两地15岁至40岁的男性均被纳入调查范围，重点是熟悉董的人。

    听刑警大队教导员张彦复介绍，此案发生时他尚在县里一所中学任教，还没有成为一名刑警，但警方为侦破此案在全县展开的大规模排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作为被排查对象，接受过办案人员的询问调查。那个时候张彦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到，15年后他要亲自参与此案的侦破。

    然而，大兵团作战式的侦查持续了两年半，由于多种原因未有实质性进展，继而转入小范围的专案侦查。

    其后的若干年来，义县公安局始终将此案纳入侦查视线，从可能涉案人员和被抢走的枪支两个方面查找线索。

    转机出现在1997年，它来自一个“浪子回头，知恩图报”的故事。这浪子名叫大山，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打架触犯刑律被判刑，关押在义县看守所。在大山被监管期间，有一名管教民警对他教育帮助甚多，生活上给予不少照顾。大山刑满获释后，一直铭记着这位民警的教育感化之恩，想酬谢又苦于无经济条件，后听说这位民警调进了刑警队，觉得这下有机会了。他想要提供一个重大案件线索，让这位民警能够破案立功，也算是报答这位民警的恩情。

    1997年9月，大山找到这位民警说：“我知道董振学被杀是谁干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