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一夜未睡，思绪万千，朱德总司令的话，铸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话虽不多，真是字字重千斤呀！我要时时刻刻把朱总司令的亲切的教导铭刻在心坎上。 刘志坚也去向朱德请示，朱德指示：“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等几个人，红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反对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主要的是缺少政
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 有了朱德的指示，李伯钊、刘志坚等人的心里亮堂了，斗争有了方向，有了干劲。李伯钊和同志们在红四方面军中埋头工作，经常深入到基层连队，开展政治工作，启发大家认识张国焘的错误。李伯钊还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向广大战士进行文艺宣传活动，获得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好评。李伯钊等人以多种方式宣传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并指出南下是错误的。渐渐地，他们使很多指战员醒悟了过来。
李伯钊立了一大功
李伯钊对党忠诚，对党的事业无限热爱。无论何时，都对党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1936年6月，李伯钊离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起长征，三过草地。后来，李伯钊随部队到达洮州，康克清回忆了当时她与李伯钊在洮州相会的情景：
我们党校到达洮州时，听说李伯钊生了重病，高烧不退，还大口大口吐血。我急忙跑去看她。她过草地时就觉得不舒服，一到甘南就再也支持不住，躺倒了。她已好几天不吃饭，两眼深陷，简直叫我不敢认。她一见我，泪如泉涌。用那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说：
“克清！我活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若是不行了，请把我抬到陕北，我一定要回到陕北党中央去！”
她的话使我激动得流下热泪，两人又一次紧紧地抱在一起。我边哭边对她说：
“你一定能活着回到党中央去！”
她在张国焘的强大压力下，曾写
过几支歌颂南下的歌。后来认清了张国焘的真实面目，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她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这个决心，我明白她的心迹。在长征路上，她像亲姐妹一样帮助过我，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时站在一旁的傅连璋医生，也被我们两人的话感动了。他说：
“你们放心，我一定尽一切努力挽救伯钊的生命。这是我保留的一支退烧针，现在就给她打上，只要能退烧，就有希望……”
到达洮州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就要胜利会师了，但张国焘并没有停止他的反党分裂活动。
一天，李伯钊在洮州遇见了代表党中央前来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彭德怀。彭德怀对她说：“党中央想搞到一份张国焘在松岗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你能不能找到傅钟同志将这个记录要来交给我？”
李伯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很快找到傅钟，向他转告了彭德怀的意见。傅钟拿出会议记录，并说：“这个记录应该交给党中央。于是，李伯钊将会议记录交给了彭德怀转中央。”
这个记录，是张国焘分裂党的重要罪证。李伯钊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勇敢机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康克清在朱德总司令的指导下，坚持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勇敢地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做斗争。她协助朱老总做了大量的反分裂工作，使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遭到有力回击
做朱老总的得力助手
1935年6月，康克清随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参加了左路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谁知到了阿坝，张国焘却在召开的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行，要改道南下，公开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在会上，朱老总义正辞严地抵制了张国焘。从此，张国焘便采取种种手段排挤朱老总，并封锁消息。后来，朱老总和刘伯承听说张国焘派他的亲信黄超到红5军任政治委员，又派李特到红9军团煽动大家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他们不放心，派康克清到这两个部队去看看，了解一下干部的思想情况。康克清回忆说：
我先到红五军找到吴仲廉，她是我的好朋友，从井冈山上下来长期一起，先在宣传队，后来又共同领导女子义勇队。她说，还在阿坝时，张国焘就鼓动大家南下。红五军从军长董振堂起，都不赞成张国焘的主张。最初许多人都不愿在左路军受张国焘的气，要求脱离左路军，跟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后来听董振堂传达了朱老总的意见，又听说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都留下了，情绪才慢慢稳住。自从黄超来担任政治委员，情况一天比一天复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按照朱老总的意思，对她说：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都要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要讲团结，按组织原则办事。要坚信，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我特别说，这是总司令对红五军的最大希望。她把这几句话重述了一遍，然后说：
“我一定把总司令的希望转告大家。请你告诉总司令和刘总长放心。”
我又找了几个干部谈话，他们都同吴仲廉说的差不多，没有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
第二天，康克清来到已改为红32军的红9军团。了解到这几天李特一伙人不断到红9军煽动和拉拢一些人，而且许多未受蒙蔽的红军干部十分担心有的领导干部可能要上当。康克清充分地把总司令的希望对他们作了宣传，回来后，把这些情况向朱老总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作了汇报。朱老总和刘伯承肯定了康克清的工作，并指示她今后要继续稳定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多做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工作。
朱老总听说，廖承志到红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扣押，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个知识分子党员。这些人都是党和红军需要的人才，将来能发挥很好的作用，朱老总一定要设法保护他们，叫康克清设法打听打听，最好能找到他们。康克清回忆说：
我考虑，不能公开去打听，还是用过去收容掉队人员的办法，放慢脚步，从队头到队尾慢慢察看。被扣押的人一般总是随在方面军司令部的后边。
我走得很慢，一直落到部队的最后面。一天当中，也没有看见被扣押的人员。廖承志他们我都不认识，只能从迹象上判断。第二天我继续观察。不料第三天就引起张国焘亲信的怀疑，厉声问我：
“为什么老是向后面跑？”“走不动，还不许走慢一点？”
“看你每天晚上向前面赶队，可一点不像走不动的样子。”
因为一时粗心，我被他们怀疑了。这天刚到宿营地，他们就通知我到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听讯。朱老总不放心，叫潘开文远远地跟着，看清楚地方，准备我万一回不来，好向张国焘去交涉。他们带我走进一座喇嘛庙，叫我坐在那里等着。这晚月光分外明亮，屋里屋外都能看清楚。只见有个戴眼镜的人在那边踱步，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可能就是朱老总叫我找的人。可是我无法接近他。正在这时，听见楼梯响，我急忙跑回原处坐好，带我来的那个人对我说：
“保卫局现在正忙，没有时间同你谈话，你先回去，随时等候传讯！”
路上潘开文接着我，问我怎样了，我说：“没有事，他们说以后还要找我。”
后来，在行军途中，听到有人在悄悄议论，软禁的人员中有廖承志、朱光、罗世文等。我赶紧将这一情况向朱老总汇报。
得到康克清的情报后，朱老总正式向张国焘提出这一问题，但张国焘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事。朱老总义正辞严地说：
“这是有根有据的事。廖承志等人确实扣押在你那个保卫局，有人亲眼见到的。这几人的安全你一定得负责。”（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