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晨报》报道：为治好11个月大的女儿的先天性心脏病，吉林农民刘福成在花光了6万多元钱后，无奈之下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据说有富豪已经回话：我们肯定会捐钱。

　　生命诚可贵，刘福成亟待同情、理解、资助、关爱，富豪们伸出援助之手，这没任何异议。需要思考的是直接写信向富豪求助 的做法会产生哪些影响。可以设想，富豪的资助款一旦到了刘福成手中，媒体会争相报道。而处境与刘福成一样的人在当今何止千万，假如大家发现这是一条求助捷径而都来仿效，富豪将如何招架？

　　刘福成是被逼成这样的。按说在一个完善的现代社会里，就像弱势者应该可以吃饱肚子一样，基本医疗也应是社会保障的底线。假如贫困者得了重病因没钱医治就只能等死，真正需要良心拷问的应该是我们的医疗体制。假如“刘福成们”可以享受医保，也不必去求富豪了。

　　由此联想到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以及人们的“慈善心理”。求助方将自己的遭遇通过媒体、慈善机构告于天下，然后静待人们捐助，或是像刘福成这样直接求助。作为捐助方的富豪们在得到有关信息后可能会慷慨解囊。在这种慈善氛围和心理环境下，富豪们应该是愉快、自豪的，众人对其道德评价是充分的，媒体的报道也许更利于塑造其良好的社会形象。但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富豪们捐是捐了，心情未必愉快，因为主动捐资和被索要，将捐助者摆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之中。如果捐的钱还没出手，“刘福成们”向某某富豪写信的消息已公布于天下，这多少有些“木已成舟”或逼其“就范”的意思。

　　和慈善的管理运作以及物质形态相对应，其实它也是一种包括慈善价值观、慈善理念、慈善心理、慈善氛围等在内的文化现象。不必讳言，在国人意识深处，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心理，例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几千年所形成的大众意识，至今仍时有显现；富人在慈善方面一旦表现不积极，往往被看成是小气、吝啬乃至大逆不道，至于如何充分尊重包括富豪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选择、行为选择的自由，却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这种不尊重个人选择自由乃至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很多单位里也有表现，例如以行政命令方式摊派捐献，从员工工资中直接扣除等等。

　　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先进的慈善文化？这也许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可以肯定：制度应该比人更可靠。无条件尊重所有人的道德选择和行为选择的自由，是先进的慈善文化应有的核心理念之一。所谓“无条件”即无论富人有多富，穷人有多穷，无论亟待救命的求助者有多紧急，都不能成为干涉、强迫捐助人自由的理由。（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