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溯
中国孩子还没放学，家长就在学校门口等候
日本孩子放学自己回家，没有人接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从1979年起，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表明，1994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71%，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的独生子女率也已达98%左右。与此同时，从数年前起，东邻日本也出现了“少儿化”、“1.54冲击”等反映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的新名词。中日两国虽然国情不同，但可以说同时进入了“少儿化”的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家庭教育的担当者——母亲为研究课题，分别于93年6月和94年6月在东京和北京对合计两千名的初中生的母亲做了关于母亲对子女教育意识的调查。希望通过两国母亲教育意识的考察，对我国家庭教育及女性工作的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调查问卷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母亲自身状况及意识的问题，如工作状况、学历、自我评价、学历观、老后观、日常生活中的感觉、体调、理想的女性像等。另一部分是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意识及行动，如评价、学习情况、行为表现、学历期待及人生期待、对孩子的养育态度、子女观、期待的教师像等。现将调查结果中两国差异较大的项目介绍如下。
【关于两国母亲的工作情况】
中国母亲职历较长，婚后继续工作
日本母亲职历较长，婚后家庭主妇
从职历及工作时间制度上看，中国母亲职历较长，很少有人因结婚或生育而辞去工作，每日工作时间为8小时。
日本母亲工作职历较短，过半数的人有过因结婚或生育一度辞去工作的经历，家庭主妇约为三分之一。日本的妇女在婚前或生育之前日工作时间多为8小时，婚后或生育之后即使继续工作，也多采用4—6小时工作制。
日本妇女这种职业上的特点反映了日本社会对男女不同性别不同要求，即“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不同，要求妇女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料理家务，教育子女，彻底解决男性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以达到家庭安定间接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此外，从社会劳动结构上看，女性大多从事非技术、非管理的服务性及事务性较强的辅助工作，这不仅有利于妇女随时进出社会，也不会因女性的辞职而影响整个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在女性的社会劳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采用多种工作时间制度，使女性的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关于母亲的学历】
中国母亲学历素质大大低于日本母亲
日本母亲几乎都接受过中高等教育
中国母亲初中毕业的人数占全体的41.2%，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比率为27.1%，大专及大学为30.0%。
日本母亲初中毕业的比率仅为4.2%，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的比率为48.3%，大专及大学为46.5%。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母亲的整体教育素质大大低于日本母亲。这一点可以上溯到两国60、70年代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
接受调查的中日母亲的年龄，集中于40—44岁之间，其青少年时代正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吻合。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教育遭到了灭顶之灾，因而大多数中国母亲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
而日本则为了适应经济的高度发展，大力兴办中、高等教育、使日本母亲在其青少年时期有机会接受中、高等教育。一般来说，母亲自身的教育素质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水平。这一点在这次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
【关于母亲的自我评价】
中国母亲：非常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
日本母亲：着重培养孩子日常生活习惯
在自我评价的12个项目中，差异最大的是对孩子的教育态度。
中国96.6%的母亲认为自己比同龄母亲更为关心孩子的教育，而日本则为61.7%。这种差异，一是因为本调查80.8%的中国母亲只有一个孩子，对孩子的期望较高，因而从时间上、精力上、经济上对孩子的投入较大；二是因为中国母亲在其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理想被毁灭，因而希望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孩子身上弥补这一缺憾。相对来说日本母亲对孩子的成长及教育较为宽容。
中国母亲关心孩子教育的态度在对待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反映得更为突出。在“您是否介意孩子的学习成绩”这一问题上，中国母亲表示“非常介意”和“比较介意”的比率为88.0%，远远高于日本母亲的17.0%。
一般来说，日本母亲比较注意对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特别是公共道德及文明礼貌行为、自立能力的培养，而对孩子的学习则主要依赖学校及各种补习机构。和日本相比，中国母亲关心孩子的学习，对其生活也照顾得很周到，而对其性格、行为及自立能力的培养则显得无能为力。
中日母亲这种意识上的差别，反映了两国家庭教育内容上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