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学习、生活、谈情说爱。我们不可能见到每一个异性都产生感情，他们也不可能见到每一个同性就这样。”常坤口中的“他们”指的是同性恋大学生，“我们”则指包括常坤自己在内的异性恋大学生。
22岁的常坤是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的协调人。2005年，为了推进“新疆同志活动组项目
”，常坤开始通过网络大量接触“同志”，至今已与近70名同性恋者有过交流，其中有不少是大学生。
在他接触到的同性恋大学生中，有的人会在朋友圈子里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甚至站出来建设同性恋网站，组织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志愿工作；有的则只愿意化名之后在网上以同性恋身份活动，而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知道他(她)的实际性取向；有的人甚至一直不明白或是不肯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徘徊在对同性的爱慕和跟一个异性结婚的未来之间。
常坤说，很多同性恋者还都是在隐藏自我的状态下，这样选择主要是由于社会压力较大和自我认同不足。常坤在网上接触到的同性恋大学生，不少会对这个话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愿深谈。
在对校园异性恋的调查中，常坤也发现有的人对同性恋的了解限于“道听途说”，结果就以讹传讹，不解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认为“和我无关”者更是大有人在。
2005年，常坤在北京参加了一次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的暑期夏令营。他戏称这个夏令营是“北京同性恋异性恋大学生联谊会”。半个月的时间里，一群大学生，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一起讨论志愿工作，同桌吃饭，同屋就寝，最后一晚玩游戏到凌晨。临别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
“这个群体是一种人类发展的正常现象，可是现今却人为地产生了许多错误认识和评判。我认为，作为一个积极生活的人，他们在没有妨害他人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前提下，有选择自己所喜欢所向往的生活的一切权利。”在自己的博客上，常坤如此写道。
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同性恋者
记者 万兴亚
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长期研究同性恋问题，写作了我国第一部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专著。他说，近几年，中国的同性恋现象如冰山一角，渐渐显露出来。由于同性恋话题的敏感性，以及认识程度不够，以往社会上、学术界对这个问题都普遍持漠视的态度，对同性恋者往往怀有偏见甚至敌意。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同性恋群体和一些学者、志愿者的争取，正视同性恋的趋势逐渐显现出来。对同性恋这一社会现象的新闻报道以及专门研究，虽然仍旧稀少，但数量上比以往有增加，这是好事。
张教授希望，全社会能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同性恋者，因为他们除了性取向和我们不一样以外，其他都一样。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需要理解和认可。
张北川说，有一种说法，我国的“同志”已达到3000万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过着不为人知的“地下生活”。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交流渠道的闭塞和信息的匮乏，导致外部对“同志”群体充满猜疑，这更加深了“同志”群体本身的心理负担和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种外界和他们群体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是不了解越不能相互理解，越不理解就让“同志”的生活显得越神秘，越与常人不同，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张北川希望全社会都能以新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对异性恋怎么看，就对同性恋怎么看。
复旦同性恋研究公选课
从爆棚到平静 从好奇到宽容
记者 林蔚
2005年，被一些媒体认为是“中国同性恋者告别隐秘时代的转折”。论据之一就是，复旦大学在这一年开设了《同性恋研究》本科生公共选修课，这是中国高校首次为本科生开设此类公选课。
2005年9月7日《同性恋研究》第一堂课的热闹情景，至今让复旦的不少学生念念不忘。离开课还有半个多小时，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实在挤不下了，站在走廊的学生干脆推开窗，挤进脑袋来听课。几乎所有媒体都用了“爆棚”两字来形容当晚的热闹。选修的名额只有100个，早被一抢而空，多数人是以旁听身份来听讲的。金融、物理、法律、新闻……旁听学生的身份更是五花八门。他们中多数人坦言，好奇，是他们来听课的第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