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导致了近些年来虽然GDP保持着9%左右的奇迹般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保持年均20%的增长速度，但工人、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却几乎纹丝不动。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 　　

　　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人们正在热烈讨论劳动力价格问 题。很多富有同情心的人士提出，不应当让市场自由地决定工人的工资，政府应当采取政策措施，提高工人的工资。有些经济学家则论证说，提高劳动力成本，可能影响外资企业进入，可能会使亏损企业越来越多，反而会减少就业等等。

　　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但其立论的基础却是相同：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或者政策措施主动地提高或者控制工人的工资。然而，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里。当很多人士主张政府提高工人工资的时候，为什么不想一下，沿海加工企业工人长期维持低工资，大量人口没有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很可能正是政府刻意地无所作为的结果？

　　这二十多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以GDP增长速度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而在既有的政经制度框架下，各级政府均有一种强烈的投资偏好。为此，各级政府利用权力，压低各种要素的价格，以吸引投资——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推动GDP快速增长。

　　这其中就包括压低劳动力价格。政府追逐的是GDP，因此，政府天然是亲企业的。投资者的好恶是政府最关注的东西。至于来自外地的工人，尽管数量非常庞大，但在当地政府眼里，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已。他们没有什么权利，当然也没有与雇主讨价还价的权利。

　　这种劳动力市场环境当然是所有的国内外的投资人喜欢的，这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的成本。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因此一直高度评价中国的投资环境，让他们喜欢的可能首先就是这种劳工市场环境。尤其是近几年来，国人对印度经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因为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说，中国的投资环境优于印度。

　　然而，这种优势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印度的劣势是什么：某报在印度采访报道说，印度也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进城农民工也往往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有大学生和他们一起绝食抗议。库马尔和他的工友们为德里大学改建宿舍，工钱却被包工头卷走。他们希望德里大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先垫付工资，再追究潜逃的包工头。遭到拒绝后，德里大学学生会组织学生加入了民工绝食的队伍，以壮大声势，吸引媒体注意。

　　正是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导致了现在人们议论很多的现象：近些年来，GDP保持着9%左右的奇迹般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保持年均20%的增长速度，但工人、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却几乎纹丝不动。结果，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

　　比较优势理论被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称为唯一能够经得起推敲的经济学真理。但严格说来，跟任何经济理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至多是一种事后对经济增长作出解释的理论。因为，坦率地说，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是很难在当下认定的。但政府却经常以为自己洞察到了本国、本地的比较优势，并采取强制手段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其结果却只能是扭曲经济结构。工人工资没有随着GDP增长而增长，就是这样一个例证。

　　因此，工人的工资之所以长期维持在低下水平，乃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房子而没有地基。你可以自由地就业，但你的权利却得不到平等的保障。这当然是坏的市场。但它之所以是坏的，主要是因为政府有没有平等地保障每个交易主体的权利。

　　除了给公务员涨工资之外，政府没有合理的办法普遍地提高非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本来，不用政府操心，市场机制也会让工人的工资水涨船高的。唯一的制度条件是，政府平等地保障所有人——包括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工资就大体上能够维持在合理的水平，而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也同样能够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上。现在的劳动力政策必然诱导过度投资，扭曲经济结构。要改变这种局面，要做的文章显然还有很多。(作者：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