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担心自己在新疆库尔勒辛苦摘棉花打工一年挣到的3800元血汗钱被偷，家住陕西省武功县的民工赵某在返乡的列车上，目睹发生在身边的“贼技”后，在兰州境内纵身跳下疾驰的列车(12月20日《新京报》)。

　　当然，赵某的跳车，“据医生估计，可能是长时间坐 火车，产生了恐惧症状”，并非因为再不跳车，其血汗钱被偷走就真的无法避免，但如果没有随身携带的这笔他视之为巨款的钱，如果没有列车上屡屡发生的偷窃，就不可能引起恐惧症状。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工在社会上孤立无援的处境。实际上，他们从家乡出来打工，就基本上靠自己保护自己，但作为弱势群体，如果没有有关部门的主动保护，就必然陷于无法解脱的困境之中。譬如找工作难，找到工作后更有一系列的难——工伤事故后老板逃避责任、动辄超时加班且不支付加班费、劳动条件恶劣等。他们当然知道可以向有关部门寻求保护，但这种保护大多是滞后的、被动的，比如一到年终就成为突出问题的工资拖欠，许多民工宁愿采取极端行动，也不愿通过正常的途径求得解决，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这种正常的途径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他们的工资也不会拖欠至今。因此，民工跳车不仅仅是铁路部门怎样加强列车治安、维护客运秩序的问题，而是民工权益保护的问题。　　来信/来论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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