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或将是中国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的日子。本月20日，国家统计局将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情况，修订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众投行纷纷预测，调整后的中国GDP数据将增加20％左右，今年中国可能一举超过意大利、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信息时报》昨日报道)。

　　国内外投资银行的分析 师们似乎对此很兴奋，银河证券首席经济专家就说，虽然经济增长率不会有太大变化，至少人均GDP会因此出现较大提高。高盛则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将在一系列大大优化的数据面前迎刃而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时间表也将由此提前。

　　但是，普通网民几乎一致的反应是，GDP数据调高又能怎样？生活还不是同样的生活，并不会因为数据调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就同样调高了。

　　这一次，经济学家又错了，而常识是正确的。

　　今天，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经济专家，都热衷于谈论GDP。然而有趣的是，GDP其实是一个相当晚出的经济指标，它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GDP之父是英国的约翰·尼古拉斯·斯通和俄裔美国人西蒙·库兹涅茨，他们二人都曾供职于战时政府控制经济的机构。正是在战争年代的国家计划部门，他们发展并完善了那些总量统计概念。

　　这段历史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表明，GDP与冷战思维联系在一起。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现在普遍被理解为综合实力的竞争，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因此，当时苏美两大阵营的政客和战略家们除了计算双方的核弹头、核潜艇数量之外，也在时刻关注双方的GDP数据，因为它作为最为宏观的一个经济数据，能够体现国家的战争潜力。

　　另一方面，GDP之所以流行起来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有关。政府控制经济，它就得找一个让人看得见的指标，向民众表明自己的政绩，于是，GDP是最合适的。

　　相反，严肃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倒没有几个把GDP当一回事。对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企业来说，GDP几乎没有用处。从GDP到企业决策所需要的高度分散的、具体的、局部性知识之间，距离太遥远，你不可能根据GDP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对于经济研究来说，GDP也没有多大价值。自认为比较“科学”的微观经济学家不谈GDP，而宏观经济学也越来越倾向于制度研究，探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框架。

　　甚至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来说，GDP的价值也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以美联储为代表，西方各国货币决策当局主要瞄准通货膨胀，基本上不理睬GDP增长数据。至于一般行政当局，则更为重视就业率，因为选民是政客的饭碗，而就业岗位是选民的饭碗。

　　GDP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与之相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例为证：2004年，苏州地区GDP为3450亿元，人均GDP为7000美元，是同期全国人均GDP水平的5倍有余；但苏州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451元，仅是全国平均水平9422元的约1.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左右。

　　事实上，即使纯粹作为一个统计指标，GDP也不见得能确切反映真实的生活水平。单纯看GDP数据，1950年以来，中国与日本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可能不相上下，甚至中国名义GDP增长数据会高于日本，但几十年下来，两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尤其是国民的生活水平却相差甚远。

　　用数据来比较中国的GDP究竟是否超过了意英法，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心态，它首先把经济作为国家实力的一种象征。然而，分析中国经济，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内向的眼光，首先问一声：经济增长是否给民众带来了福利。胡锦涛总书记日前在青海考察时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及中央此前提出科学发展观，正是对某些地方片面惟GDP做法的一种纠正。归根到底，民众的幸福感，才是凝聚国家力量的真正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