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九七回归之后，这是香港第一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几乎所有国家都派来了官方代表和游说团，全世界最主要的传媒也都有庞大的记者团队尾随至此；当然，还少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政府组织及示威人士。他们来到香港是为了世界贸易组织，争论的是贸易的问题。大部分香港人不理解的是，贸易到底有什么问题呢？香港是 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向来被赞誉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

　　就让我们从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入门说起吧。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指的是世界各国都有自己最擅长的本领，都有某方面的经济优势。如果国际分工恰当，大家各自发挥所长，则全世界都会得到好处，所有人的生活都将改善。第一个系统地总结出这个理论的人是大经济学家李嘉图。

　　李嘉图在其经典《政治经济学及租税原则》中举过一些很符合19世纪初叶实况的例子，当时英国各地煤料充沛，都市人口集中，再加上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的大量使用，使得英国具有他地没有的优势，那就是生产棉布的优势。反观刚独立的美国，坐拥大量棉花田，但仍未形成庞大的都市人口，所以美国最好别碰棉布工业，专心生产棉花原料。

　　根据这种理论，贸易就是大家专心地做好自己的强项，别浪费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弱项之上，然后互通有无，就能发挥最大的效益了。可是理论是离不开历史的，很多在学校念经济学课本的人都忘了当年正是大英帝国如日中天，混合着殖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支配全球的年代。他们更不知道这种想法其实早在李嘉图之前就很流行了，而李嘉图本人就是个在这套经济体系里获利甚丰的股票经纪。

　　理论还要受到历史的考验。如果美国人当时听信英国人的话，他们早就变成今天专门生产香蕉的危地马拉和生产可可的加纳了。还好他们没有，北美的工业家才不理什么“比较优势”，他们清楚生产棉布的利润要比种棉花大得多了。美国的独立和南北战争都少不了这批企业家的参与，他们要的是“公平贸易”，才不想又成为英国工业的原料供应者，所以支持独立；他们既然不种田，所以也用不着农奴，只要自由的劳动力，所以支持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备受历史考验的“比较优势”直到今天，还是很多支持自由贸易和世贸组织者的信条。

　　历史上当然有很多因为专心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而终于获利的国家；但是也有很多不管“比较优势”因而崛起的例子，比如美国。可见“比较优势”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问题不大，但在现实世界里面就并非无往不利了。

　　很多大力支持新自由主义式经济全球化的人，都是李嘉图“比较优势”说的信徒，认为这是千古不易的硬道理。《纽约时报》的当红专栏作家汤马斯·弗里曼(Thornas　Friedman)在他的畅销新著《世界是平的》里面倡言：世界已经铲平，竞争无可避免。他举例，假设先进的美国有100人，其中80人从事高阶知识工作，20人从事低阶劳动；较落后的中国有1000人，里头只有80个是高阶知识工作者，却有920人是低阶劳工。现在经贸自由化了，美国那80个高级人员的竞争是大了，但他们的市场也变得更大，足足有1100人那么多。

　　问题是美国那剩下的20个工人要怎么去和中国的920人抢饭碗呢？弗里曼提出的处方和大多数学者一样，别指望政府用壁垒保护你，你们应该自己努力变得和那80个高级同胞一样，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增值”。这种论调背后的假设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如果是大量的廉价劳工的话，美国人就都应该转进向高端的知识工作，致力于自己的强项。

　　从学理上讲这是通的，但现实中那20个人真的能够成功变身吗？他们要用多长的时间去适应？他们的生活在这段调整期里会有什么变化？又要付出什么代价呢？过去十年以来，全世界都在见证着这段痛苦的变化历程。例如韩国自从开放大米市场以来，它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收入顿减，负债剧增，生活陷入绝境。所以他们才要到香港抗议世贸和经济的全球化。

　　但是经济学家们坐在书房里一算，就发现不对劲。他们问这些农民：难道没看到韩国地少山多，比较优势根本就不在种地吗？要国家保护他们使之不用和美国那机械化的大农场与中南半岛的好天气竞争，岂不太过自私。更何况市场一开放，韩国全民都能买到更便宜的食物，农夫们坚决抗拒岂不是与所有消费者对立？

　　如何安顿农民们的生计呢？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办法和弗里曼相同，就是叫他们转行。韩国的电子工业不是很强劲吗？他们的文化商业不是正在席卷东亚吗？何不弃旧而去做个高阶知识工人呢？没错，农民从有产阶级变成工人是会降低收入，很多种田种了半辈子的人一下子大概也无法增值成游戏软件设计师。通常在这时候，经济学家们又会很无奈地告诉你：“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了。”

　　从香港街头愤怒的韩国农民身上，我想起大陆那八亿农民——朱镕基在中国“入世”之后表示是最令他忧心的一群。经济学家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术语去向他们描绘他们身上的现实呢？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