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林生前　　

　　 女友的照片一直摆在贾林床铺对面的书架上。 　

　　1996年6月，新闻发布会后，贾林和邝富国（左）、初新东（右）合影。这两个人是他生命最后十年中的仅有的朋友。　　

　　10月28日，贾林的病房里空无一人。他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时光，直至死亡。　　

　　一度神奇康复最终走回吸毒旧路，当地政府耗资80多万元为他提供食宿医疗

　　10月12日，重庆首例艾滋病患者贾林死亡，他也是目前我国存活时间最长的艾滋病人。

　　1995年12月，贾林被确诊。当时，人们对艾滋病还了解很少，对此的感觉是恐惧。但是，重庆市政府对他提供了全部食宿和医疗费用，前后投入八十多万元。

　　在贾林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他有过爱情和友谊，有过感激和煎熬，更多的是后悔和对生命的坚持。

　　2005年10月12日，重庆。

　　晚上9时，长江边一声炮响，簇簇烟花冲上高空。

　　此时，沙坪坝半山腰的重庆传染病医院，值班室的信号灯亮了一盏。

　　医护人员赶到时，贾林(化名)正在床上大口喘气，床头柜上一个用过多次的针管里，还残存着2毫米的液体。

　　“他毒品注射过量了。”医生检查后做出判断。

　　作为一个有长期吸毒史的艾滋病人，贾林不是第一次注射过量，但这一次，是致命的。

　　晚9时零5分，44岁的贾林死亡。死亡证明上写：“HIV(艾滋病英文缩写)导致肝功能衰竭死亡。”两天后，重庆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他处理了后事，同时宣布，他是我国目前存活时间最长的艾滋病人。

　　1995年12月4日，贾林被确诊为重庆第一例艾滋病患者。10年间，重庆市政府为他提供了食宿及治疗的一切费用，耗资八十多万元。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邝富国第一次看见贾林，是在重庆西南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8个床位的病房里，只剩下贾林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

　　那是1995年的12月6日，当天上午，时任重庆性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邝富国接到市政府命令：请立即负责将此病人转移至重庆传染病医院看护，严格控制传染源。

　　两天前，贾林经四川省艾滋病监测中心确诊，被认为符合WHO有关“艾滋病”的诊断标准。消息传出，同病房的几个人立即转了出去。

　　此时，贾林已经全身溃烂，几米外都闻得到恶臭，医生护士都不敢靠近。

　　“我不住地提醒自己，艾滋病只有三种传播渠道，但给他穿衣时还是忍不住手抖。”这是邝富国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一个艾滋病患者。

　　没有人愿做帮手，邝富国只好自己一个人帮贾林穿上医院的病号服，为了避免溃烂的皮肤渗出黄水，邝富国给他穿了两层衣服。

　　穿好衣服的贾林依然没有人敢靠近，救护车司机听说是要拉一个艾滋病人，表示“宁可被开除也不拉他。”“没有办法，我只好扶着贾林走到医院门口打出租车。”邝富国回忆。

　　出租车来了，邝富国跟司机撒了谎：“我的兄弟得了肝炎，你拉我们去传染病医院，我给你双倍的价钱。”司机很爽快地答应了。

　　一出医院，两辆警车呼啸着在前开道。

　　“我跟司机说，前面的警车是我朋友的，你跟着走就行，司机很高兴，说你好有面子啊。”邝富国苦笑。

　　初冬的风吹来，贾林时不时地咳嗽，邝富国不停敲打他的后背，提醒他别紧张，就要到了。“我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他吐在车上，那就麻烦了。”两个医院相距5公里，二十分钟的路程，邝富国却感觉走了一个世纪。

　　“狼来了”

　　1996年3月，拥有几百万听众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在一个晚间节目中报道了贾林的病情。

　　此前，重庆只在1993年发现一名经商的台湾籍人士患有艾滋病，而贾林则是第一例确认的本地艾滋病患者。

　　这段名为《狼来了》的节目被保存了下来。一个低沉的男声在节目中说：“艾滋病这个好像离我们生活很遥远的病魔突然间就这样敲开了重庆的大门，狼真的来了。”“那时大家对艾滋病不了解，第一个感觉就是恐惧。”邝富国说，我国1985年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但直到1995年，全国发现艾滋病患者的省市还很少。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政府做出了对贾林的治疗费用全包的决定。由于当时还没有专门的艾滋病防治机构，邝富国所在的重庆性病防治委员会成为具体负责单位。

　　“贾林当时入院时，大家都以为是皮肤病。”邝富国说，其中也包括贾林自己。

　　1995年11月底，贾林从云南回到重庆。“当时他已经走不动路了，双脚溃烂，脚底还在流黄水。”大姐贾薇还记得打开门迎接他时看到的样子。

　　贾林后来告诉邝富国，当时他全身起皮疹伴瘙痒已有半年。一直以为是湿疹，在云南买了很多药膏来涂抹，可是没有效果，每到夜间就会更加瘙痒，当地又没有好点的大医院，就打算回家来看病。

　　贾林回家的第二天，就被家人送去了医院。

　　1995年11月28日，贾林被初诊为“疥疮，脓包疮，海洛因成瘾”，收入重庆西南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

　　入院后第二天，医护人员突然忙碌起来，贾林的病房也来了不少穿白衣服的陌生人。随后，贾林的家人第一次听到了“HIV抗体试验阳性”这些名词。

　　后来在病中，贾林曾断断续续地提到了在云南的那段生活。

　　1986年他到云南之后，在中缅边境的一家私营玉石矿厂找到一份背矿石的工作。没过多久，他被老板看中，做了小工头。“那时的贾林还是赚了点钱的，手里起码有20来万。”他的一个朋友回忆。

　　也就是在贾林当小工头的期间，受别人的影响开始吸食鸡翅金。

　　鸡翅金是生长在当地的一种草本植物，如果长期吸食掺有鸡翅金的烟丝，人会产生极大的依赖性。上瘾之后的贾林又学着吸食海洛因。1993年，当手头的钱越来越少时，贾林开始静脉注射，并和当地六七名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性发生关系。

　　“贾林的感染，应该是双重的，共用针管注射毒品和高危性行为。”邝富国说。

　　救治过贾林的科研工作者初新东后来在贾林打工的地方做过调研，发现当地往往一两百名吸毒者共用一两个针管，有的时候针头都打钝了，下一个使用者就找个石头磨一磨接着打。

　　曾经奇迹般好转

　　在贾林被送进重庆传染病医院3个月后，他的家人接到医院的电话：“你们来见见他，送他一程，以后能不能见到都不好说了。”贾林要去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即后来的佑安医院)

　　接受治疗。当时，那里正在进行一个防治艾滋病的临床科研项目，卫生部来电询问重庆有没有艾滋病患者愿来配合治疗。邝富国推荐了贾林。

　　当时国内并没有多少治疗艾滋病的经验，而贾林的身体情况又很糟糕，很多人都担心他这次去北京是有去无回。

　　“我当时看见他时，也觉得救治他的希望很渺茫，他一米七三的个头，只有70多斤，身上的皮肤还在继续溃烂。”作为佑安医院联合课题小组的代表，初新东赶赴重庆接贾林去北京接受治疗。

　　为了让贾林顺利搭乘飞机，初新东跑到派出所，为他补办了身份证，又分别联系了四家工厂，制作了四套特殊的服装：第一层，塑料薄膜制作的衬衣衬裤，袖口脚腕都系上皮筋，防止皮肤溃烂的黄水渗出，第二层，防雨布制作的衣裤，隔断万一渗出的黄水，第三层，棉布衬衣衬裤，第四层，西装。

　　“得保证不能让贾林身上的病菌浸染在飞机的坐垫和靠背上。”初新东说。

　　临上飞机前，贾林接受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他说，感谢政府对他的救治，但是这病也不是一般的病，这一去能不能治好那是另一回事了。父母亲已经年迈，只能拜托兄弟姐妹好好照顾了。

　　3月27日，贾林顺利搭上飞机，飞抵北京。那天，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张女儿一周岁时的照片，什么也没有带。

　　在北京佑安医院，贾林和其他5名艾滋病患者，成为我国第一个艾滋病防治科研小组的临床试验者。在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中，全部采用中药制剂，贾林奇迹般的好转了。

　　3个月后，当红光满面的贾林再次返回重庆，开门的母亲吓了一跳，“以为看见了鬼。”1996年6月下旬，重庆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贾林的救治情况，当时的一份文件中说，贾林在京治疗期间，思想情绪稳定，全身皮肤损害消失，体重增加6.5公斤，体内艾滋病检测指标消失，HIV抗体转阴。

　　贾林后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初新东说：“我离开重庆时，还以为你们就跟以前对待麻风病人一样，找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我自生自灭了。没想到国家是真的在救我。”这一年，重庆发现了第二例艾滋病人，他和贾林一样得到了食宿和医疗全免的待遇。再后来，更多的艾滋病患者被发现，政府开始无力承担。直到2005年8月，重庆市在辖区内执行四免一关怀政策，22名感染者和病人在家接受免费药品发放。

　　至2005年10月底，重庆市已发现1045名感染者，其中有52名患者，已死亡43个。在全国排名18位。

　　一听这个病，没人敢要他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贾林跟记者们说，要坚强地活下去，同时找个好工作，照顾好家人，回报社会。

　　回家后，他在客厅里支了张小床，开始了第二次人生。

　　已经退休的父母住着一套4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母亲和贾林六岁的女儿住大房间，小房间父亲住，客厅里摆了张小床后，就窄得只能过去一个人了。

　　贾林首先去找了办理过停薪留职的原单位，想要重新上岗，被拒绝了。接着，他又试着找了很多工作。“我什么工种都找过，本想挣点钱给家里，可是没有地方要我。”贾林后来跟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说。

　　有一次，贾林找到一个汽车修理厂，说自己可以修汽车，老板说“你去修汽车，汽车修好了没人敢坐了。”贾林的家里人找了当地民政和劳动部门，但都没有回音。

　　“那几年整个重庆的就业形势都不好，人家一听说他是这个病，谁还敢要他。”大姐贾薇叹道。

　　母亲回忆，后来，贾林每天睡醒了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看到屏幕上全成了雪花。

　　那段时间，他从不出门，也不跟家人说话。

　　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但贾林的父母并不清楚这个病的传播途径，兄弟姐妹也比较害怕跟贾林说话，贾林也自觉，吃饭有自己专用的碗筷，每次用餐，用一根干净的筷子将菜拨进自己碗里，远远地坐在一边吃，从不上饭桌，吃完饭自己洗自己的碗筷。自己的衣服也是自己洗。

　　贾薇说：“我弟弟是非常爱干净的人，他喜欢穿白衬衣，哪怕是不出门，天天呆在家里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半年后，贾林提出，想凑点钱去云南做生意，家人觉得他一个大活人整天守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就姐弟几个凑了15000元交给贾林。

　　两个月后，他再次回到重庆，身上已经分文不剩。

　　“最开始发现他不对劲的是我妈。”贾薇说，这次回家后，母亲发现贾林每次去厕所的时间都很长，而且每次出来后都神色怪异。

　　母亲把这个情况悄悄告诉了贾薇，贾薇向他求证，贾林承认自己又开始吸毒。他说挣不到钱，心情不好，不小心就又吸上了。

　　1998年，贾林再次出现一些综合症状，被家人送往重庆传染病医院。

　　这成了初新东最痛心的事。他在治疗结束后，一直保持着对贾林及其家庭的关注，“如果贾林当时能有一份工作，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了。”邝富国也曾为贾林的工作找过不少部门，都没有结果。他说，在对待艾滋病人方面，重庆市政府包括他做的事情都是第一次，一切都是在尝试，有的做法并不是所有部门都能认同。“如果有一套成熟的救助体系就好了。”

　　戒毒没有成功

　　1999年冬季的一天，贾林注射了毒品后，迷迷糊糊走进一家超市，穿上一件西服就朝外走，保安追赶时，一脚踢向他。这一脚，踢断了贾林的尿管。

　　医生给贾林做了膀胱造瘘术。在他的膀胱里，插进一个管子，直接导出尿液。

　　从此以后，贾林腰上随时都要系一个塑料袋，用来盛尿液。

　　手术后第三天，贾林找到那个保安，说：“你要打我，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打死呢？”“是毒品害了贾林。”今年8月底，邝富国最后一次见到贾林，贾林全身上下的血管，密密麻麻都是针眼，已经找不到完好的血管了。

　　“吸了毒，他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传染病医院的黄主任说。

　　她说，神志清醒的时候，贾林还是个讨人喜欢的病人，他会穿件宽大的西服把腰间的塑料袋遮起来，叼着一根烟，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和医护人员开开玩笑。但一旦毒瘾犯了，他就会四处耍赖要钱，医院的院长、书记都被他“借”过钱，不给就坐在办公室里不走。

　　最初医院是安排贾林到食堂就餐，贾林不肯吃，要医院把钱发给他，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段时间后，医院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变得很差，原来他把钱大多用在了买毒品上。医院只好采用发饭票的形式，但贾林又经常缠着食堂的师傅用饭票换钱。

　　在医院保卫处的记录中，与贾林有关的处理记录共有48次。

　　贾林曾两次把病房中的电视偷拿出去换钱，也多次因毒资等问题与“毒友”发生矛盾。“时不时就有人在他病房里动刀动枪的。”保卫处一名工作人员说。

　　碰到这种情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邝富国打电话。“他最听老邝的话。”医护人员常常看到的情景是，邝富国站在病床前教训贾林，而贾林像个孩子似的低着头，一言不发。

　　但邝富国走后没几天，贾林又会故态复萌。

　　他也曾几次努力想彻底戒毒，可都没有成功。

　　重庆传染病医院保卫处处长回忆，仅医护人员请保卫处配合的戒毒行动就有四次，那几天保卫处的人24小时监护贾林，强迫他吃饭喝水。“到最后贾林身体承受不了了，再坚持下去会危及生命，医院只好放弃。”医院也尝试过用美沙酮等替代品帮贾林戒毒，也以失败告终。

　　最后一次爱情

　　10月28日，传染病医院2科一层尽头静悄悄的，一枝绿叶透过窗棂伸进一间七八平米的病房。

　　自1998年再次入院，贾林在这里住了7年，直到死亡。

　　他的床前正对着一个书架。医护人员都知道，贾林清醒的时候，常会对着书架上的一个相框发呆，那是一个女孩的照片，身穿红毛衣，灿烂地笑着。

　　她是贾林的高中同学，但这一次的爱情发生在贾林感染艾滋病之后。

　　在没有被感染之前，贾林曾在云南认识了一名傣族姑娘，按当地习俗结婚后，生下了女儿。但在女儿未满周岁时，妻子就离开了。

　　后来，贾林再没有提起过妻子，甚至对女儿也从不提及。初新东有一次试着问他，贾林说他后来在云南见过一次妻子，她已经改嫁他人，他觉得自己给不了她任何东西，就没有去打扰她。

　　再次入院后，贾林常因吸食毒品而四处找人借钱，就在这期间，他遇见了这个高中同学。女孩很漂亮，而她上学时就喜欢贾林。

　　女孩自己开了一个卖化妆品的小店面，经常来医院看贾林，给他钱，给他买衣服，照顾他吃喝。有的时候，女孩子晚上也不走，就直接在贾林的单人病房中休息了。

　　医院的晏院长发现这一情况后，有点担心，找女孩谈话。女孩只是低头，不语。

　　无奈之下，医院向卫生局打了书面报告，问如何处理。

　　邝富国得知后，去找贾林，说“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女孩，就不能害人家。”贾林咕哝着说，我们有过几次性关系。邝富国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赶紧找来女孩做检查，“幸好女孩没有被感染。”“这种事我们也没办法。

　　她也不是不知道他有艾滋病。“邝富国说，他只能劝说贾林做好安全措施。

　　贾林不吸毒的时候，也会静静地想他和女孩的关系，他也劝女孩离开他，女孩只是不肯。

　　后来有一次，医院的人看见贾林拿着一把大刀，追在女孩后面喊：“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就杀了你，再杀你全家。”1999年贾林尿管被踢断后，女孩还断断续续来过一段时间，最后就彻底消失了。

　　“她卖了小店，离开了重庆，从此杳无音讯。只有她的照片每天守在贾林身边，直至贾林去世。”初新东说。

　　“毕竟是他生了我”

　　14日，贾林被火化，没有追悼会。

　　在殡仪馆，贾林的女儿贾霏霏痛哭流涕，一遍遍地喊“爸爸，你别走，你走了我就成孤儿了。”16岁的女儿跟贾林长得很像，平时总会自觉不自觉的低着头。

　　贾林的弟弟说起这个侄女一脸的怜爱，“我们一直在纠正她这点，可是作用不大。”“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没有朋友，同学都不跟我玩。”贾霏霏说。

　　上学前班时，有一个活动室，每次只要贾霏霏一走进去，其他的孩子就立即躲开，老师就跟她说，看你把小朋友都吓跑了，你一个人去别的地方玩吧。

　　“小的时候，我几乎是不跟爸爸说话的，大家说他吸粉，是坏人，我也觉得他坏，觉得我所有的不幸都是他害的。”贾霏霏说，可是上初三之后，她忽然就不恨了。

　　那段时间，姑妈常常带她去医院看爸爸，医院的医生也常跟小姑娘讲，爸爸其实很在乎她，很爱她，贾霏霏说，慢慢的也就接受了，“毕竟是他生了我。”2003年，贾林开始享受政府的低保，每个月有100多元的补助，虽然这些钱要满足他吸毒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贾林偶尔也会从中拿出个5块10块的给贾霏霏。

　　贾林好几次跟初新东谈起女儿，说“如果是个小子，我就不担心了，可她是个女娃娃，我这一生，除了伤害，没给过她什么，她以后的生活还长着呢，真是令人操心啊。”他很少与这个女儿说话，更多时候只是远远地看着。女儿都是爷爷奶奶在照看，即便是1996年、1997年跟女儿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也基本上不与女儿讲话。

　　“我希望我给她的阴影尽量少。”贾林对初新东说。

　　来生好好爱家人

　　10月29日，周六，重庆难得的艳阳天，沙坪坝区某工厂的生活区南门口，五六个老人坐在一起闲聊。

　　这是重庆低收入者聚居的地方，贾林就在这里长大。

　　贾林80岁的父亲也坐在门口，默默地晒太阳，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这是老人在贾林去世后第一次走出家门。

　　“这十年，我们家人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没有朋友，也不和任何人交往。”大姐贾薇说。

　　10年前，当贾林的病情被检测出来后，重庆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全市通报了这一情况。那之后，推着小车在生活区卖点卫生纸的母亲就再也卖不出去一卷纸，贾薇去门口的副食店买酱油，老板明着跟她讲“我不能卖给你，我卖给你了，其他的顾客就不上我这里来了。”后来，哪怕是买任何一个小东西，贾薇都要跑到一公里之外的其他商店。为了这个弟弟，丈夫几次提出要跟贾薇离婚。

　　贾林住院后，每次回家都是来要钱买毒品，要不到贾林就站在院子里不停地念叨，父母和姐弟三人只好轮流给钱。

　　姐弟三人都在同一家国有企业里，贾林的哥哥已下岗，弟弟年过四十，还没有结婚。

　　20多年前，贾林也是这个企业下属的一名汽车修理工。据贾薇说，贾林很聪明，技术过硬，工作积极上进，有一年还获得了优秀员工奖。

　　当时，贾林一表人才，厂里有很多姑娘喜欢地。

　　在贾薇的印象中，二弟一直很有主见，朋友很多，很讲义气，但是很寡言，有什么事都窝在心里，尤其是对家里人，更不愿意多言。

　　1985年，贾林因工作变动与领导产生矛盾。事后，贾林向单位请了长假，去了云南，后来又办了停薪留职。

　　70多岁的母亲讲述贾林的事时，总有错误，而对其他三个孩子的事却都记得很清楚。

　　贾林清醒的时候，也会很懊悔地跟家人说，是我连累了你们，给你们带来这么大伤害。可是毒瘾犯了，他就不管那么多了。

　　“贾林跟我说过，他两次想自杀，都没成功。”初新东说，他不想拖累家人。

　　2005年3月，初新东最后一次看望贾林，那时贾林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他对初新东说，如果有来生，他想好好工作，好好爱家里的人。

　　10月12日晚上，贾薇正准备出门看烟花，电话铃响了，是重庆传染病医院打来的，“你弟弟刚刚去世了，为他准备后事吧。”贾薇怔住了。此时，屋外一片欢呼声，几朵烟花跃上窗棂，亮得刺目。

　　就在两天前，贾林还回过一次家，拿到20元钱后，他就走了。“以前给少了他不肯走，这一次，也许是他知道家里实在困难吧。”贾薇落下泪来。(应当事人家属要求，文中患者和家属均使用了化名) 本报记者秦文重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