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上海、温州、连州、长沙报道

　　采矿业出路在何方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明晰权责的矿业产权制度，已在个别地区试验

　　10月18日，60多岁的浙商黄兆允呆坐在家里，这位原华东矿建董事长，短短七年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七年前的 1998年11月，黄兆允是广东省连州市政府的上宾。他投资的煤矿举行盛大的开工庆典，领导们都来捧场，因为他是这个城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对象。七年后的2005年9月，同样是出席庆典的领导带着执法组把他的煤矿炸封（炸后封存）。

　　黄兆允总结说，“虽然改制后的大冲煤矿号称是民营煤矿，但实际上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黄兆允的总结道出了中国矿业民营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民营矿业尽管具备一定期限的开采权，但行政力量完全可以控制民营矿业的生死。

　　而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掠夺性开采、严重环境污染、官煤勾结、采矿死亡率居高不下等，被称为民营矿业“四大毒瘤”，这让地方政府也很头疼,但这些问题的背后都能隐约看到产权问题的沉重阴影。

　　中国矿业的出路在哪里？

　　谁导演了矿商的厄运

　　黄兆允投资连州煤矿，纯属偶然。1998年，时任华东矿建公司董事长的黄兆允，听到公司有连州籍妻子的员工称，连州当地煤矿生产条件较差，市委市政府很欢迎外来资本。做了几次考察和协商后，华东公司有了投资意向。

　　作为一个预期总投资2500万元的煤矿项目，连州市政府相当重视。黄兆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举行的隆重开工典礼，除了连州市五套班子之外和几乎全部的局、委、办负责人来了，公司所在的温州平阳县部分领导也来到现场。除了隆重的开工典礼之外，连州市还给予公司不少税费上的优惠，各个职能部门也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

　　一份清远市计委《关于连州市三口江区下元冲煤矿项目的批复》的文件显示，这个工程总投资为2500万元，每年生产无烟煤12万吨。

　　连州市政府的一份1998年第五期的工作会议纪要称，“连州市各级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保持与市委、市政府一致，在供电、环保、税收、通讯、安全、材料供应、矿区界址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在办理各种手续时按照市政府有关优惠政策执行，给予方便。”

　　另外,1999年3月9日,连州市政府批复文件,给予三口江总矿有限公司两个煤矿三年的税收优惠和免除地方行政管理费。

　　但就是这样一个当初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欢迎，给予诸多优惠政策的煤矿企业，在“8·7”矿难之后，同样免不了被炸命运。而根据黄兆允的解释，并非证照不全，而是少数证件正在审核办理。

　　而炸矿也是为了大局，当时请黄过来也是为了大局，两个大局导演了黄兆允的命运。黄兆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了这个煤矿，我和公司整整花了八年时间，几乎每天都在矿上转，连同合作的资金，我们一共投入约2000万元，现在技改工程即将结束，收获期快要来临了，矿就被炸了，我欲哭无泪。我当时质问执法组的领导，1998年你们通过招商把我们引进来，现在又是你们把我的矿炸掉，这算什么意思？”

　　谁制造了矿业毒瘤

　　并非每个矿商都像黄兆允那么霉运。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矿业的民营化进程一直未断,中国矿业联合会秘书长王燕国透露,到2004年,非公资本矿业产值占矿业总产值的比例,历史性地达到57％。16万家矿业企业中，只有7000多家属于国有。民营资本投入的勘探费用已超过中央与地方财政投入规模,达11.4亿元。

　　由于中国矿藏多数集中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在许多地方，民营矿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和重要财政来源。

　　矿业民营化进程也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富豪。在2005年版的胡润能源富豪榜上，身价最高的人拥有26亿元资产，最低也有三亿元。而浙江温州平阳县水头镇，这个被媒体称为“温州炒煤团”的发源地，由于大批当地商人在山西等地投资煤矿，每年收获达50亿元。在该镇，投资煤矿几乎是全民运动，甚至连老头老太太的几万十几万的“压棺材钱”也投入其中，而回报率也高得惊人，一年就收回成本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是，伴随矿业民营化而来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现，如掠夺性开采、严重环境污染、官煤勾结、采矿死亡率居高不下等被称为“四大毒瘤”。

　　以百万吨煤死亡率为例,国有大型煤矿的死亡率为1.07,而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为7.61,是国有煤矿的七倍，是美国的260倍。乡镇煤矿绝大多数属于民营煤矿。

　　掠夺性开采现象也十分严重。矿业开采中都有开采率一说，也就是正式开采量占探明储量的百分比,再以煤矿为例，国有大型煤矿的开采率一般在40％－50％之间，而多数小矿则不到20％。在湖南、重庆、四川、贵州等伴生有色金属矿较为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矿业企业，由于提炼技术和资本的局限，往往只开采经济价值最高的一两种矿物。其他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矿物常会被丢弃。

　　严重环境污染在湖南、重庆、贵州等地同样严重，湘、黔、渝三省市交界处是全国锰等金属矿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因为大量的中小冶炼企业的出现，导致了当地的严重污染。据《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报道，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湘西，几乎成了黑城、臭城。

　　把钱赚足了就跑

　　张国明,这位来自湘西的民营矿业股东,常年奔波于黔东北、湘西一带,经验丰富。

　　“我什么怪事没见过？上千个村民一拥而上一个月挖平半座山，从中国最大的锑矿之一被盗挖成废矿，再到黑矿之间的火并，我就看到甚至亲历过。”他对老家湘西一带的矿业污染也感到十分痛心。这位经历丰富的老江湖把诸多的乱局归结于产权制度没有建立。

　　张国明的话语坦率而直接：“按照法律规定，矿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民办矿其实拥有的就是开采权，而且这个开采权往往很短，有的甚至不到五年。你想想看，给你短短不到10年时间，而这个矿原本可以开采50年，你要早日收回投资，当然要尽量减少成本，把钱赚足了就跑，那些伴生矿怎么办，尽管有一定经济价值，但矿主管不了那么多，干脆扔了，扔哪里呢，最方便就是扔到河滩边，扔到山坡上，冶炼用的剧毒废液怎么处理呢，为了减少成本，扔到河里，你说这样能不造成环境污染吗？湘西的重金属污染不就是这么来的嘛。”

　　张国明认为,要是矿主拥有矿业的所有权，情形就会有很大变化。“如果矿是自己的，我还舍得把伴生矿扔掉吗？哪怕不用也可以留给子孙后代嘛。我还敢污染环境吗?因为第一个受害的肯定是自己。”

　　张国明还认为，民营企业只拥有矿产开采权，很容易受行政权力的左右。他举了这样一个案例，中部某县新上任一届县委书记，认为发展旅游业才符合该县定位，嫌小矿像疮疤一样不好看，影响旅游形象，所以他就号令全县的中小煤矿停业整顿，结果搞了一段时间旅游业毫无进展，而小矿停业之后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所谓的“新政”不到一年就终止了。

　　事实上,矿难频繁，一些中小煤矿安全设备的缺乏和产权问题也息息相关。也就是业界流行的所谓“产权不清,矿难不已”。

　　在广东韶关，一位来自湖南、不愿公开姓名的投资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在湖南郴州和韶关都有煤矿投资，现在韶关把我的矿封住了，我股份不多，但个人损失也有几十万，矿上买的价值几百万的安全设备，估计也都被水淹掉了。我在郴州的煤矿也不打算安装安全设备，因为如果哪一天湖南也像广东那样炸矿，我这钱不是白投了？”

　　对于民营矿业浪费资源一说，来自浙江温州的煤矿投资人陈义不认同。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老家早年是以建巷道矿井为主业，煤矿的贫富程度和结构我们最清楚。如果说浪费，国有企业的浪费也很惊人，一个国有大矿区，开采到一定年限后，嫌开采成本太高废弃不要了，就是这个废弃的矿区，蜂拥而上的民企就有十几家，照样家家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情形，你到华北东北许多大矿区都可以看到，我们民营煤矿就只能挖人家国有大煤矿挑剩下的货。为什么民营煤矿也嫌贫爱富呢？只给我们12年甚至三五年的开采期限,你说我能不挑最好的煤层采吗？”

　　核心是产权改革

　　作为民营矿业的核心问题，产权制度已引起了决策层、行业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少人把只拥有短期开采权的民间投资企业，用“伪民营矿企”来形容，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明晰权责的现代产权制度，已成为共同的呼声。

　　1998年在浙江开始试点的矿权拍卖制，在2002年以后，已成为中国矿权转让的通行方式，这也使得之前猫腻丛生的协议转让和层层审批方式被放弃，而开采权的年限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延长。

　　而矿业产权制度改革最重要的试点，出现在煤炭产量居中国第一位的山西。

　　2004年4月30日，一场造成35名矿工遇难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之后，临汾市就开展了一场与广东炸矿封矿截然不同的明晰产权的试点，这个城市将全部312座煤矿的煤炭开采权由集体转让给了个人，被明晰产权的个人则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资源有偿使用费。煤矿产权的明晰，使不少矿主在获得了利益的同时，又感到安全责任的重大。

　　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在不触动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这条底线之外，矿业的勘探权和开采权长期归受让人所有，并且不设时间限制。个人承担安全责任和安全投入,每吨煤炭缴纳一定数量的资源使用费。

　　临汾煤矿产权新政产生了不错效果。山西临汾的一位原本只拥有13年开采权限而舍不得大规模安全投入的矿主郭学军，在2005年5月改革之后，他就投资1300万元更新了这条运煤通道，并且投资2800万元新建了煤矿的变电设施，另外还修建了职工宿舍。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还表示，还要加大井下的安全投入。

　　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曾这样解释产权制度变革的意义:首先是打消了经营者对长远利益的担忧，当他对这块资源明确拥有开采权后，他才能够知道他有多大的利益,他们就要进行综合规划,把所有资源尽量开采干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还要进行技术改造，要关心煤矿的安全，尽量不出事故,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把过去的几个小煤矿整合到一起招标拍卖。

　　中国矿业联合会顾问、中国矿业权威专家傅鸣珂曾撰文呼吁，根据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在采矿法修改中要把理顺产权作为重要内容，初步设想是以物权理论作为矿产资源产权理论基础，再次强调采矿权是财产权，因此矿业权既要受到公权力（资源法）的保障，也要受到私权利（民法）的保障。

　　他还认为，“建立双保障机制的目的是防止个别政府部门动辄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合法矿业权益的现状，试想如果合法矿业权得不到保障，投资常常打水漂，民间资本谁还敢涉足矿业，已建成的矿山，谁还能做长远谋划，相反，只能助长采富弃贫、减少安全投入、吃光分尽的短期行为。”

　　就在本刊发稿时，临汾的一位官员透露说，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某些官员勾结煤矿的腐败案展开调查。

责任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