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龙岗街道办正在全街道推广一项制度:向全街道所有有牌照生产加工企业派驻“本地厂长”，这些“厂长”均是居委会从本地户籍的失业人员中推荐的。他们进入工厂后，工资由企业承担，但却要对政府负责，职能是监督企业，及时地向政府汇报厂内的动向，便于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这真是一个充满了想 像力的制度。它以最夸张的形态，显示了目前的户籍制度的荒唐，显示了以僵化的户籍制度为依据安排公共生活的荒唐，也显示了不受限制的权力在侵犯企业自由的时候，是如何地懒得加以遮掩。

　　在目前的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权力是不清晰的，尤其是街道这种基层政府和居委会这类根本不算政府的组织，对企业的权力没有任何明晰的界定。他们只有很小的正规处罚权，但却可以采取很多非正规惩罚手段。有些企业为了赎买这种权力，或者接受自愿安排本地人进入企业管理层，或者被迫接受居委会、社区的这类要求。但企业可能会发现，这些本地人在由本地人组成的政府中有一定人脉，在企业上户口、报税等与本地政府打交道的业务领域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有些企业甚至可能因此而尝到了甜头，而觉得这一安排还不错。

　　由于居委会不是政府机构，可以推定，企业与它之间形成的上述潜规则，大概也带有一定的企业自愿选择色彩。但一旦它由一个街道办事处变成一项制度并强制向企业推行，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人们会晕菜:政府把自己看成了企业的什么？即使按照最保守的经济理论，国有企业相对于政府尚且应当享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那么，政府安排非公经济“厂长”的权力，该算何种性质呢？

　　政府当然有权监管企业，假如政府认为企业时时刻刻都在做坏事，那么，政府甚至也可以为了公共利益，向企业派出特派员，在现场对企业进行24小时监视。但假如是那样的话，这笔成本，显然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至于纳税人是否同意支付这笔钱，那是政府的事。政府得去说服纳税人。

　　但实行这一制度的街道办事处倒会省事:让一个企业自己掏钱养活一个向政府汇报自己内部活动的人。不过，细想一下，这种省事的办法，其实也证明，这一制度的设计者缺乏最起码的严肃性。“空降厂长”拿的是企业的钱，能否尽职地履行政府委派给他的职责？这些“空降厂长”难道不会被企业收买，向政府提供假情报？

　　当然，该街道办事处也说了，实行这一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本地户籍市民的就业问题。这更离奇了。即使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好像也没有慷慨到向失业者或者拒不就业者提供厂长职位的。

　　这个街道办事处之所以如此慷慨，原因很简单:它自己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它只是简单地挥了一下权力的魔杖，就把它自己慷慨的成本轻松地转嫁给了企业。而企业却只能忍受，原因在于，企业在其所活动的社区，没有任何政治与法律地位。

　　在沿海不少地区出现的，是在户籍制度束缚下畸形的工业化。那些加工企业已经为当地作出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贡献，但是，却无法参与当地的公共生活。政府仅仅是本地户籍人口的政府，这个政府只由户籍人口组成，只为户籍人口服务。而那些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外地企业家、员工，被排斥在政治空间之外，始终是一个外来者，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不出任何声音。

　　这种二元户籍制度导致了社区的隔阂，让本地人空降工厂做厂长，则是以行政权力授予本地户籍人口以赤裸裸的特权，公开地把户籍变成一种获得特权的资格。

　　但是，这种特权只会败坏本地户籍人口的精神。按说，在沿海很多地方，遍地都是企业，本地人口不难找到一份职业。但不少人却不愿接受普通的职业，原因是，他们没有这样的压力。外地人士开办的企业为当地财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财政只服务于在总常住人口中占少数的本地人口，所以，政府有能力向本地人口提供一定程度的福利。在这样的特殊财政制度下，本地户籍人口逐渐蜕化为一个寄生性群体，新时代的八旗子弟。

　　让失业居民去外地人开办的工厂做“厂长”，则表明，政府决心把本地人口娇惯到底:他们不是不愿意从事比较辛苦的职业吗？那就让他们直接做“厂长”，又有高收入又体面又清闲。只是，政府似乎应多一点长远眼光:这样娇惯下去，本地户籍人口不光是更迅速地丧失竞争力，到某一天，也许真的是离开政府就连筷子都拿不动了。沿海富裕地区形成这样一个群体，对于社会转型可不是一件好事。（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