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已经施行了30多年，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以往的观念中，超生多发生在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恶性循环。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即“超生新贵”的出现。

　　如今，在城市的新兴社区中，左邻右舍已不再是知根知底的同一单位员工，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熟悉每家每户的情况，很多不受“单位”控制的自由从业者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超生“庇护所”，“生就生了，大不了交罚款”，“反正查起来很困难，先生下来再说”。更不必提演艺界名人：或同境外人士结婚，就此获得某国“绿卡”，合法生育多胎；或者前往某发达国家生育，令一个又一个孩子自动获得出生地国籍。凡此种种，让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遭遇新难题。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超生新贵”的数目自然远远比不上“超生游击队”，但其负面影响却远远大于“超生游击队”。因为，在现有政策的制约下，中国人的生育愿望由于现实条件的有限而潜藏起来，一旦超生成为富人阶层的特权，必将导致城市居民公平感的丧失及情感上的煎熬。可以这么说，如果放任富人超生，必将导致已有所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为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

　　现象一：住宅小区计生工作困难

　　陈女士居住在广州东山区某住宅小区，每到傍晚她就怀抱着宝宝在小区内散步，而她身后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经交谈得知，两个都是她的小孩。“那不是超生了？”面对笔者的疑问，陈女士说：“是啊，不过现在已经生下来就无所谓了，反正小孩已经上了户口。”

　　“超生的怎么上户口？”

　　“交钱啊，既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就按照政策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怀孕的时候没有人管吗？”

　　“基本上没人管……也不是说没人管。其实我们自己也很紧张的，都不是广州人，我先生过来工作，后来买了房子，户口也随着落下来，那时就想多要个孩子。去年怀孕的时候很担心会被发现，一直都比较谨慎。但是小区物业管理比较好，来了陌生人，只要不开门，还以为家里没人，等到孩子生下来再被发现，也就没所谓了。”

　　“物业管理处也不知道吗？”

　　“这么多住户，不可能每家每户的情况都知道的。”

　　一位街道计生办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现在小区内的计生工作比较难做。

　　首先，小区内的住户很复杂，有常住人口，有租房子的流动人口、寄住人口，还有很多买了房子却没人来住的，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总体来说都是有些经济基础的，一旦出现什么事情都有应变能力。这些人的资料计生办不可能完全掌握，就算物业公司配合也没用。一般来说，物业公司只有户主的登记资料，还未必都很详细。其次，这些小区同农村情况不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无法登堂入室对每个家庭进行检查，只要不开门，根本就不知道家里有人没人。甚至还有更多的小区根本就没有纳入居委会的管理范围。

　　但在广州海珠区采访时，记者也看到了小区计生工作比较成功的典范，例如海珠区新港街祈乐苑等小区，每个业主收楼时都要被物业管理公司要求填写《业主资料登记表》和《住户情况报告表》，以帮助计生部门收集信息。同时，物业管理公司还有义务将孕妇出入情况、婴儿啼哭等动态信息及时报告给社区居委会。与此配合，计生部门在小区内设置了计生宣传栏、B超室等，将计生服务做到业主的门口，以宣传和服务为主导，有效避免了超生的出现。

　　现象二：孩子成了要买的商品？

　　洪某是广州芳村区一间饭店的老板，妻子是家庭主妇。由于第一胎是女儿，在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父母强烈要求男孩子的压力下，洪某决定要一个儿子。今年洪某终于如愿以偿，因为手头有些钱，他没像其他人那样躲来躲去，很干脆地交了社会抚养费，洪某说：“有了这个儿子我们非常高兴，交钱是预料中的事。也担心被计生查，但是我自己开饭店，没什么工作单位，怀孕时注意点，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于是，在交纳了8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之后，洪先生为儿子拿到了当地开具的二胎准生证，并顺利地给孩子上了户口。

　　在广州的某些小区、街道采访时，记者发现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通过与带孩子的母亲或者“阿姨”交谈得知，孩子的父亲多是做生意的，既没有行政管理约束，又有“资本”生得起。妻子则通常是家庭主妇，没有单位，超不超生完全没有约束。至于计划生育检查，反正孩子已经出生，“大不了交罚款”。一位已经超生了两胎的冯女士对记者说：“我第一胎超生是在5年前，那时候罚了十几万，去年又生了儿子，罚了8万！后来孩子上了户口，也就没什么事了。”

　　当地街道办事处计生工作的负责人表示，目前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上述情况确实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以前的罚款也好，现在的交纳社会抚养费也好，都给老百姓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超生了大不了交钱，有钱就交，没钱就跑。这种观念上的误解非常难办，加上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传统思想的影响，部分家庭更加觉得超生的那个准生证是一件“商品”，有钱就可以买。所以一些私人老板并不在乎交纳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因为他花得起，并且觉得值。

　　另一方面，以往个体、私营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大家多有各自的单位进行管制，但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超生家庭大部分是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没有了单位也就没有了顾虑，想生就生。而且他们的配偶一般都是无业的，约束力就更加小了。

　　社会影响：造成严重的心理不平衡

　　从成本角度分析，普通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等，一方面他们有单位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生孩子的成本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有公务员对此曾表示：“现在养小孩越来越贵，上个幼儿园一年就要上万块，更不用说日后越来越高的培养费用。而且再生一个还要缴纳社会抚养费，我们普通工薪阶层很难承受。即使国家政策放开，我们也不打算再生。”但很多富裕阶层完全没有这个顾虑，交罚款、送孩子出国、提供最优的生活环境，他们都有能力承担，压力相对较小。浙江、四川等地曾有人为超生缴纳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社会抚养费。这些钱对于很多资产高达千万元以上的富裕阶层来说不在话下。

　　有专家表示，社会抚养费作为经济杠杆对于富裕阶层其作用已然失效。在当前的中国，很多人是有生育的愿望的。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如果没有计生政策的限制，部分大城市的白领选择生两个孩子的要比生一个孩子的多34.6%。当限制大于实际承受能力时，限制措施可以很好地防止这种愿望转为现实。然而，一旦出现机会导致实际承受能力大于限制条件，超生就不再是禁区。

　　广东省人口研究专家认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对计划外生育的一种处罚。但孩子是无罪的，一旦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计划外生育的出现，只能通过征收社会抚养费来弥补社会成本。按照现在的相关规定，社会抚养费的标准一般按照当地上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倍缴纳。但这样的规定并非是说交了钱就可以生育，也绝不是为富人提供超生的机会，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有专家提出，虽然目前少数富人的超生不会对整体的人口控制产生太大影响，但却破坏了社会的整体公正，加大了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

　　显而易见的是，现有的制度使多数人放弃了多生的意愿。如今，在多数人的意愿因制度的约束而不能自由实现时，富人却可以通过特权顺利地多生，这种反差鲜明的对比，将破坏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使人们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当这种不公平必须接受，而且最终要将原因归结为个人财富的多寡时，富人的超生特权就将对普通人的心理产生冲击。尽管这样的结果可能并非富人的本愿，但他们的地位和社会关注度决定了其行为的强大影响力。所以，人们能够对穷人的超生报以同情，甚至歧视；但对于富人的超生却深感羡慕和嫉妒。而一旦这种心理上的企望不能满足，失落将带来灼热的内心煎熬。可以这么说，如果放任富人超生，必将引起整个社会已经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为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

　　对策分析：改革法规，增加限制手段

　　对于富人超生和利用高档住宅小区逃避检查等现象，国家有关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前年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制定了《高档封闭住宅小区计划生育管理指导性意见》，强调了小区内主动服务的重要性。该意见要求各地建立计划生育部门与城建、物业管理等部门相互协作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制度，明确街道、社区、物业管理公司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职责和义务，为封闭住宅区居民提供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指导和服务。

　　意见试点实施已经两年多，广东省的广州市海珠区和深圳市龙岗区也成为该项工作的试点单位。笔者实地采访发现，在提供服务、掌握信息的前提下，试点小区的居民对计划生育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但也有观点认为，此方法并不可靠，毕竟物业公司的衣食父母是小区业主，他们很难承担起防止业主超生的重任。

　　更多专家认为，就整个社会而言，利益引导非常重要，如广东实施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办法，除了为计划生育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外，还将对传统的社会价值判断产生冲击，引导群众产生正确的生育理念。在此前提下，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方显得名正言顺。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钟逢干表示，为了提高人口素质和生育理念，目前的工作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加强宣传教育，将计划生育的观念深入人心，让每个人都知道我国的人口现状和超生带来的危害。其次，对那些明知违法却依然超生的行为要加强法律制裁。富人超生还能拿到准生证，无非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在经济杠杆对这些人失效的状况下，应有针对性地改革相关法规，增加相应的限制手段。

　　的确，不管富人、准富人，还是穷人、准穷人，计划生育都是一项基本国策，在一定历史阶段都不应动摇。没有人否认一胎政策所带来的诸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独生子女症等负面效应，但是却无法抹煞自此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少生3亿多人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