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袭警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公安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因公伤亡民警3382人，其中因公牺牲170人，因公负伤3212人。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阻碍而牺牲的23人、负伤1803人，分别占牺牲、负伤人数的13.5％和56.1％。（据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 nbsp;   针对近来屡屡发生的袭警事件，有专家建议增设所谓袭警罪。刑法中已经明确规定有妨碍公务罪，警察执法显然属于执行公务的范畴，以暴力袭警阻碍执法无疑属于妨碍公务的范畴，就没有必要再增设所谓袭警罪，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人为地将警察执法视为特殊公务，将警察视为需要特殊保护的执法主体。

    对于屡屡发生的袭警事件，笔者认为警察自身也要认真反思执法的规范性，要努力树立亲民形象，确立执法为民的信念，树立执法公正、高效的形象，建立警民之间的和谐关系。

    另外，社会各界在监督民警依法履行职务的同时，要以成熟、理性的心态对待民警的管理、纠章和处罚。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对民警行使监督、申诉、控告的权利。公民对公安机关及民警作出的处理决定有异议时，可以向公安督察部门反映，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法定程序和法定措施

    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笔者认为，少数专家增设袭警罪的呼吁实际上折射了片面夸大立法作用的“立法依赖症”。动辄呼吁立法似乎成为近年来的一大时尚，诸如，有针对明星假唱的现象提出的所谓通过文化立法来禁止假唱现象，还有某位人大代表提出的所谓为邻里关系立法的建议。作为立法学专业背景的学者，笔者反对将本该由道德规范解决的问题交由立法解决，反对盲目的立法万能论。

    相对于“人治”和“无为之治”，法治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和科学性，是迄今人类社会所能建构的一种理想的权威性制度安排。然而，法治本身仍是一种有缺憾的制度文明，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我们应该把法律的领域还给法律，把道德的领域还给道德。刘武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