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有一个关于“富家子弟”的议论。据说是学者陆学艺先生在北京城市志愿者论坛上说了这样的话：“应像引导企业家和高收入者参与光彩事业一样，组织富家子弟做义工”，并称“富裕人群子弟多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还可以帮助富家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大概只是一个“场面话”而已，富人子弟 去不去做，是另一回事 。但这里隐含的两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一个是对富家子弟的“道德关怀”，另一个是“缓和社会矛盾”。

　　目前很多文章在估量中国社会由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社会的财富高度集中，穷人太穷太多。阶层的差距产生生活的隔离和心理的不平衡以及情绪的对立，以至形成了一个世人深信不疑的说法：“仇富心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可能还存在一种“仇穷心理”！于是，每当有某种极端事件出现，人们就归结到这种社会心理。

　　而中国穷人的另一大特点可能还在于，他们正在被世袭着。

　　走过旧体制的上一代穷人已经老了，他们除了等待社会给予最后的体恤，对社会提不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即便是有一种“仇富心理”，也不足以构成现实的忧虑。那么最值得关心的，应该是“第二代穷人”与富人的对立了。

　　所谓第二代穷人，是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他们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童年可能被高额学杂费门槛阻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之外，而今天，他们不认识电脑键盘，无法享受和谐社会的政治清明和科技进步的巨大实惠。他们只能进血汗工厂，他们的劳动可能挣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他们只能跟穷人结婚组织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看不到新的希望，一番艰苦的奋斗之后，又只能回到原点。

　　所谓第二代穷人，基本是这样“世袭”而来的。不要低估了他们的人数，单是一亿城市民工，就可能撂给社会五千万个第二代穷人。

　　与此同时，第二代富人也自然形成。他们对穷人的生活有很大的隔离，不知道不理解，甚至不同情。这当然不能怪他们，一个社会性的价值观不能由年轻人自己负责。但自然也就产生了陆先生所提到的“对富二代的道德关怀”。

　　富人应该世袭，而贫穷的世袭化是可怕的。世界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穷二代”和“富二代”们的。将来的社会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将怎样和谐共存，应该存在很多诱人想像的可能性。因此，未来社会最基本的目标是要实现“贫富和解”，“和解”是和谐的前提。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相对地说，帮助富家子弟进行道德建设，应该还在其次。再说“富而好礼”应该产生在第三代，这事情忙也忙不起来。可现在的问题不是“组织富人子弟去做义工”，相反，倒是穷人们常常在城市里“做义工”，他们完成城市里最苦的活，到头来往往血汗钱拿不到，只得带着冤屈和忿恨回家生闷气。当然，如此欺压他们的当然不只是城市富人，而是权势阶层跟富人结成的联盟，或者说富人与权势者们也不是故意的，而是政策失灵。但总而言之，目前在城市“做义工”，是远远轮不到富人子弟的。现在最首要的问题是必须马上消除明显的歧视和不公，使第二代穷人感到公正是可以追求的，感到生活毕竟有一些奔头，感到他们的下一代有希望摆脱世袭的贫困。 何三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