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沈骥如研究员也对记者指出，一些关心中日友好的有识之士曾希望中日能将政治和经济分开，但熟悉中日历史的人士都深知，中日经贸关系一直都是服从于政治关系的，“政冷经热”的结果最终也会导致经济交往的道路越走越窄，终使经济同样陷入“冷”的局面之中。

　　政冷导致经冷

　　有一种言论在日本非常流行，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援助缺乏宣传，中国人民对日本援助鲜有感谢

　　毋庸讳言，当下中日关系无疑是非常严峻的，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日本演讲时所说，“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潮”。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反华情绪也水涨船高，颇有恶性循环之势。

　　有一种言论在日本非常流行，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援助缺乏宣传，中国人民对日本援助鲜有感谢。同时，日本政府也越来越把援助方式和项目的调整与中国的国内政治联系起来。

　　事实上，自1979年底以来，日本对中国提供了大量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些资金与技术，在近20年来的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中日政治关系紧张，这一情况并不为中国民众所知，或者人们根本就认为这与政治问题相比是无足轻重的。

　　目前，不少日本经济界人士开始对日中政治关系感到忧虑。他们已经意识到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冷淡，正在导致中日经济关系也随之趋于冷淡，这也许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正在逐渐成为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

　　先看中日贸易方面：2004年中日贸易仅增长了25.7%，比2003年降低了5.4个百分点，更比同年中国外贸总增长率整整低了10个百分点。按中方统计，今年1-4月，日本对华出口仅仅增长了3.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1%。10年前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5%，今年第一季度已降至14.0%。长期位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去年已退居第三位，而在今年1-3月，中日贸易仅分别相当于中欧和中美贸易的87.5%和94.5%。

　　再看日本对华投资方面：2004年中国实际引进外资比2003年增长了13.3%，而实际引进日资仅增长了7.9%，低了5.4%。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6月7日发布的一项紧急问卷调查，也表明了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准备扩充已有在华业务或开展新业务的日本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重，比半年前下降了32%。

　　实际上，到2005年，日本长期保持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已被美国和欧盟所取代，日本已退居到第三位。

　　沈骥如指出，具有明显地缘优势的中日贸易，还不及中欧和中美贸易增长快，显然已受到中日政治关系趋冷的影响。他认为，“这主要是人们对中日关系的走向不明确，本来政治和经济应该是一对良性互动的关系，可是中日之间的这一关系却被人为逆转，呈现恶性发展的态势。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结果就是投资者心存疑虑、裹足不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义桅副教授也认为，“政冷”使中日经济关系不能达到应该有的高度。他指出，如果不存在“政冷”，中日经济关系目前也许已经发展到一个让世人惊叹的水平。因为中国有许多重大项目、工程已经列入发展规划，比如京沪高速铁路建设，往往需要日本技术和资金，但是没有顺利地决定下来，这显然是受到“政冷”的影响。

　　不惜亏本投资印度

　　在宣扬中国威胁的同时，日本却有意抬举中国旁边另一个大国———印度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和平发展”，认为这一过程对整个亚洲的经济、政治以及安全利益意味着机遇，并有利于维持地区内的团结稳定。然而，日本国内的鹰派、右翼人士和政客都不信这一套。他们偏执地认为，既然日本拥有了异常强大的经济实力，那么在国际舞台上也应该拥有相应的话语权，而邻国(特别是中国)对日本雄心的实现却是一个极大阻挠，因此极力宣扬中国发展的威胁。

　　无论是虚构还是真有其事，“中国威胁论”已经促使日本逐渐地改变其和平宪法所规定的和平政策，转向制定强硬的安全政策，以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引起中国的警觉，怀疑日本会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旧路。

　　然而，在宣扬中国威胁的同时，日本却有意抬举中国旁边另一个大国———印度。日本一些保守派战略家认为，印度发展对日本意味着机遇，日本企业应该大量投资印度，甚至亏本也在所不惜，目的是为了让印度平衡中国。

　　小泉纯一郎上半年访问印度，继续深化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目前，印度已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最大受援国和第4大投资国，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并且两国已在联合国改革和争当世界政治大国等问题上找到契合点，相互携手竞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亚洲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说，由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不断恶化，日本将开始放弃中国股票，将资金注入印度，并称这是避免其在中国“风险”的一个方法，意图造成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无法发挥，中国的所得大为减少。

　　另一个让日本特别是小泉政府寝食难安的问题是，中国好像处处摆出一副要与日本抢夺能源的架势，这使日本仿佛找到“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现实根据。近年来，日本在能源资源问题上与中国竞争激烈。其主要表现是：中俄原本关于铺设“安大线”(安加尔斯克至中国大庆)输油管道的合作计划，遭到日本“半途杀出”，另设“安纳线”(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

　　事实上，围绕安大线与安纳线的明争暗斗不过是起了个头，而最近在东海油气资源开发权上的激烈争执更印证了这一趋势。日本发行量较大的《读卖新闻》社论强调，海洋权益对于海洋国家日本来说至关重要，而中国在两国海岸中间分界线不足5公里的地方开发“春晓”油气田，中方的采掘“极有可能损害到日本的权益”。

　　沈骥如对记者指出，“能源问题本来可能成为中日两国扩大合作的重要领域，如今却成为两国展开激烈竞争与角逐的对象，正日渐成为割裂两国关系的利刃。因为，双方都已经将这一问题上升到捍卫国家主权的高度，使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越来越窄，甚至将造成严重后果。如此下去，想不影响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是很难的”。

　　主导权的竞争

　　日本在经历了一个“失去的10年”之后，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

　　二战以后，日本率先实现了经济腾飞，继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四小虎”(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实现了经济起飞，再往后中国经济紧随其后。以日本为“领头雁”、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像“雁群”般依次起飞的“雁行发展模式”曾引来举世瞩目与赞叹。

　　然而，日本在经历了一个“失去的10年”之后，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则蓬勃发展，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迅速提高。中日经济实力对比也出现了历史性变化，由二十世纪90年代初的1比10缩小到现在将近1比3。

　　2001年5月1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产业省的年度《通商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

　　金熙德研究员认为，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后雁行模式”时代的到来实质上就是“中日两强”趋势的首次出现。这一趋势已开始对中日双方的战略心理产生很大影响，为进入21世纪的中日关系带来调整期特有的剧烈震荡。

　　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也认为，中日对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的争夺，是对日本既得权益的挑战，日本自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首次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让一些日本人感到不适应。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巴克曼说：“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这两个在亚洲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哪个将被视为亚洲主导强国，另一方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评论文章也认为，今天中日两国的政经地位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才是中日近日交恶的深层原因。

　　受此影响，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日趋复杂，既看重中国的广阔市场，希望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得到实惠，又心存疑惧。另外，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持续发展，大国意识增强，因而萌生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的愿望。

　　王义桅认为，“这种复杂心态使得日本当局在发展对华合作的同时，试图从多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防范和牵制，结果导致日中关系因双方各自确立和强化自己的国家主体性而产生激烈的对立和冲突。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伟大复兴，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中国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本报记者 葛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