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吉亭：弦上牧者

　　追忆一个延续三十年的“音乐私塾”

　　１９６３年，当时的“海洋学院”对于小提琴考生张荫檀来说，不啻于一个完全的“主场”，因为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首次在青设立考点，不仅消解了他的奔波之苦，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考场上，与两位主考官 坐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小提琴老师——董吉亭。

　　四十余年后，当我们在北京采访董吉亭长子原中央民族乐团大提琴手董维光时，那个流传已久的说法更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中央音乐学院能到青岛设立考点，源头就是因为我父亲。因为此前几年，中央音乐学院每年招生，都会发现不少好苗子出自青岛，并且大多出自父亲门下”，于是他们索性于董吉亭联系，索性在青岛设立了考试“分会场”，更索性，他们直接邀请董吉亭“列席评委”，参加旁听——这或许是学院派考场可能给予一位民间音乐教师的最大荣誉。

　　如果为青岛小提琴教育成果做一个总结，董吉亭无疑是一个结算中心。

　　尽管时隔数十年，董吉亭的形象已经被传说的藤蔓和记忆的锈迹所遮掩，他的名字反倒不如“董牧师”这个绰号响亮，但其近三十年的自由音乐教师生涯，为青岛的小提琴人群奠定了最初的基数。他当年拉响的琴声，至今仍然在红瓦绿树间回荡。

　　见证１９５３：

　　齐东路音乐私塾

　　７月的正午，齐东路２７号，一座三层小楼紧贴马路。一楼住户老李正在收拾后院的杂草，一边擦汗一边指点二楼的窗户：“以前董牧师家就住那里，白天教课的时候琴声常从窗户里传出来。”

　　１９５３年，董吉亭一家由齐东路３２号迁入２７号，租下了二楼的一半。董维光并不讳言：“父亲开始教琴，就是为了糊口。”

　　１９５３年，董牧师的音乐私塾里已有不少弟子了。从他的弟子张荫檀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可以看到当时董吉亭收徒方式：“董先生坐到钢琴前，随意弹了几个音符，让我说出音名，唱出音高，我答对了。董先生又弹了几组和弦，我静心分辨出是由哪几个音符组成的大三和弦。董先生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好吧，下个礼拜天来正式上课。”

　　在弟子江辉的记忆里，董吉亭的授课极其严格：“节奏、弓法、指法都是手把手地教，尤其注重音准。你要是哪个音拉不准，要挨一个琴弓，回去重练。”

　　董牧师授课内容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主，如果学生的曲子拉得好，董牧师会很高兴地坐在钢琴前，亲自为其钢琴伴奏——这是非常难得的殊荣。

　　由于当时国内小提琴水平不高，而董牧师的教学比较正规，所以他的弟子很容易在专业乐团找到工作。“董派”第一批弟子广泛分布在从内蒙古到宁夏、从北美到北京的各个乐团里。

　　“董牧师外语非常好。”邻居老李回忆道。老李还记得董牧师阅读海明威英文原著的细节，他还有一本董牧师赠送的英文版《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楼上楼下住的都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过年过节，董牧师会把邻居们请到家里做客，挑几张唱片，放给大家听。”

　　见证１９６６：

　　地下室暗渍横行

　　显然，董牧师的外语水平超过了“文革”小将的理解能力。虽然他只懂英语、法语以及意大利语中的小提琴术语，然而造反派还是将他封为“七国特务”。

　　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一个晚上，老李听了可能是董牧师生平最后一次讲道：“造反派把他住的二楼给封了。董牧师夫妇没法回家，于是到我家过夜。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他讲道，讲的是基督徒今世的苦难。”

　　随后的情节跟大多数苦难故事雷同。“我亲眼看到，先生家一片狼藉，遍地是撕碎的曲谱，成千张宝贵的唱片给砸碎了，钢琴、沙发给搬走了，甚至连先生的皮袄、大衣、绸面被子都被抄没了……”弟子张荫檀回忆。

　　董牧师夫妇的新居离２７号不远，是一个半埋的地下室，五平米大小，惟一的小窗常常被糊上盛在塑料兜里、没有归属权的粪便。

　　董吉亭后期弟子江辉回忆：“我记得很清楚，地下室门口正对着一个古力盖，下雨天溢出的臭水老往里灌。每到下雨天，父亲就叫我跟几个同学到董先生家里帮忙打扫。”

　　即使在这样暗渍横行的年头，董牧师的外表依然无可挑剔。“白头发，白胡子，衣服永远利索，爱干净。”然而岁月不饶人，地下室的台阶上摔了一跤之后，年近花甲的董牧师右手多了根手杖。“教琴的时候，拉快弓的地方他已经拉不动了，一般让水平比较好的学生示范。”

　　恶劣的生存环境可能与爱才之心在同样程度上促使董吉亭继续奔走在授课的路上。“他每天的课安排很满，坐公交车到处讲课。”江辉说，“这大概也是因为不愿意待在那个地下室里。”

　　小地下室显然不适合当音乐教室，董牧师把弟子分成几个小组。“我们小组四个人，两男两女。董先生把我们集中到一个学生家里，一块上课。一般在谁家上课，谁家就管董老师一顿饭。董老师吃东西不挑，有青菜米饭就行。”汪辉总结说：“他那些年就是吃百家饭过来的。”

　　“文革”废除了董牧师每月６元的“资费”，学生家长一般不是医生就是教师，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董吉亭。

　　“家境好的给点钱，或者送袋面，送衣服，送煤。”１６岁的江辉常常帮董牧师干些体力活，成为他“文革”岁月的忘年交。董牧师一本厚厚的琴谱成为学生间流传的宝贝，“那时候熬夜抄琴谱，我落下个间歇性失眠的毛病。”

　　汪辉还保留着董牧师亲手做的一个琴垫，“董先生手很巧，琴垫、方凳、饭桌之类木工活都拿手。”

　　另一位学生张荫檀补充，“董牧师随身带着银针，困难时期我得了夜盲症，他给我针灸治疗。”儿子董维光继续补充：“父亲会做鞋。当时为了替教堂筹款，他做过布鞋、皮鞋，还有女学生穿的自由鞋。他还会做肥皂。”

　　见证１９７７：

　　曲阜的“红牌”生活

　　１９７７年春，董吉亭心爱的女儿因癌症病逝。大悲之后是传来一个喜讯，董牧师接到了曲阜师范大学的邀请，担任音乐及外语教师。

　　“这是父亲解放后最高兴、最愉快的时候。他跟我说，自己的终生希望就是戴一个红牌（大学教师的胸牌）。后来他来北京办事，把红牌一路带了过来。”董维光回忆。

　　董牧师把身体虚弱的妻子送到了北京，单身赴曲阜师范任教，教授莎士比亚和巴赫。然而曲阜并不像他构想得那样美好，张荫檀回忆道：“单纯、幼稚的曲师大学生对董先生表示出极大的敌视态度，公然贴出大字报‘反对洋牧师来国家设立的大学教学’，甚至有的学生竟然偷喝董先生的牛奶、咖啡，表现出极其低劣的素质与品行。”对于《黄河大合唱》等国内音乐作品的陌生，使董牧师在同事间也得不到认同。

　　“１９７８年的时候，父亲到北京来，代表学校邀请刘淑芳（当时著名的歌唱家）到曲阜师范讲学。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父亲感到很窝囊。”董吉亭回曲阜不久开始发烧，住进了济南的医院。董维光的妹夫随即出面把岳父接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结果是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１日，董吉亭在北京逝世，享年６６岁。

　　“要说遗愿，就是他想把被抄走的钢琴要回来。他逝世前几个月，青岛的学生在一个学校里看见了他的钢琴。临终前，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董维光说得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