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牧的书在中国出了中文版图/资料图片

　　“要想在日本生存，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图/梁辰 　　

　　李小牧东京边缘客

　　他是周旋于东京新宿歌舞伎町黑白两道的两栖动物。他称自己是“灰道”人：

　　一个在日本红灯区和媒体上都出名的“明星”；一个左手是警察，左手是黑社会的双重卧底

　　接到父亲噩耗的那天，他站在新宿街头，跟一个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国话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父亲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看着他眼泪珠子一个劲地往下落。

　　可是，仅仅过了五分钟，他就发现前面来了一拨台湾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脸，迎上前去问：“先生，要服务么？”

　　文/彭苏

　　李小牧的生命里时刻离不开两样东西:女人和香烟。

　　他伸手做了个“且慢”姿势: “还有一样,就是喝的东西。”说着,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纤长的身体如蛇一样滑到冰箱,拿出一瓶矿泉水后: “最好喝的还是日本清酒。”

　　李小牧喝了日本清酒后,往往会做三件事:一哭,二闹,至于三,他笑得暧昧,宛如室内昏黄。

　　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像孩子一样在你面前啜泣。

　　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混迹于风月场所长达十七年的他，居然还有眼泪？

　　可他正盘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一罐青岛啤酒仰脖猛灌，双目湿润，声音嘶哑。

　　一切不加掩饰，一如他的文风。 他的书名叫《歌舞伎町案内人》。

　　李小牧正是新宿歌舞伎町案内人。

　　“所谓‘案内人’,即中文的引路人、向导员、导游，新宿歌舞伎町是日本东京有名的红灯区之一，那里的案内人,实际上就是皮条客。”

　　“我想被人看得起”

　　尽管李小牧在他的《歌舞伎町案内人》中文版的尾声里说：案内人与中国的皮条客概念不一样，我做的“皮条客”是向游客介绍歌舞伎町所有的店：餐厅、酒吧、娱乐室、健身房、电影院、赌博店等等，当然也有色情场所……在歌舞伎町做案内人，最多只能起个“托儿”的作用。

　　但他很明白，在普罗大众心中，他依然是中国式的“皮条客”，更有甚者直呼他为“龟公”。

　　这个“皮条客”在8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在家里看着网上一篇关于他的著作的最新书评，足足掉了两个小时的泪，他的第四任太太，不，应该是第五任太太莉莉，足足骂了他半天。

　　“这篇书评有什么打动你的地方？”

　　“你太年轻，你不会懂的，你没有经历我们那个病态年代。”偏瘦的李小牧一本正经，瞪起眼来的样子倒有点病态。

　　李小牧属鼠，1960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属相也许和性格真有关系，李小牧说自己小时候胆小如鼠。

　　他什么都怕。怕脏、怕晒太阳，所以他不喜欢与其他男孩一样“打仗”、踢球。怕声音，住在校园里，外面世界“红卫兵们的振臂高呼，破四旧的尖利号令，高音喇叭的‘最高指示’”都让他惊恐不安，“文革前几年，我从不敢离开校园半步”。

　　只有到了晚上，母亲温柔的手一遍遍温柔地抚摸着他瘦弱的脊背，他才能安然入睡。男孩子瞧不起他，欺侮他，笑话他是“假妹妹”。“假妹妹”的特长却是跳舞，这一跳就跳到了湘潭市歌舞剧团。

　　“我在团里年龄最小，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永远成不了台柱子。”永远成不了角的原因，在李小牧看来，主要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

　　李小牧自记事起就很少见到父亲。“性格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父亲，注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也是牛棚里的“常驻代表”。没有一个人看得起这样的家庭，没有人真正看得起李小牧。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他正在台上排练舞蹈，一伙人冲进来找他，怒冲冲地说他父亲从牛棚里跑了，质问他是否知道其去向。

　　在场的人全都看着他，他感到自己完了。他满以为远离长沙，远离沉闷的家庭，躲进湘潭歌舞团，情况会好些。“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家有政治问题，我又要被人看不起了。”

　　“政治问题”一直到22岁仍困扰着他。1982年，李小牧的父亲和湖南省文联合作创办湖南芙蓉文学院。“当时全国有5万名学生来信报名。”李小牧从团里退回来后，帮忙父亲办学，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对前途充满希望。

　　可是，学校最终被查封了。“他们非说学校存在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指我们邀请革命老同志为学校做顾问时，向他们‘行贿’家乡土特产；政治问题是指教材印有‘英明领袖华国锋’几个字。”

　　他们是谁，李小牧没有具体说出。他认为这不过是另一伙政治势力，而父亲再次沦为其中利益倾轧的牺牲品。

　　一直内心强烈渴望出名，强烈希望家庭走出弱势的李小牧，这次真的出“名”了。当时各家媒体纷纷报道他是骗子，他们家是诈骗团伙。

　　饱经沧桑的母亲倒下了，从小就很阴郁的哥哥疯了，李小牧觉得他在长沙再也呆不下去了……

　　“我发觉你总是在强调‘看得起’、‘看不起’。”

　　“是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从歌舞团回家的路上，不远就看见我母亲正拿着我的相片向别人炫耀。尽管那张相片皱巴巴的，她还是非常开心。我常想她可能对我期望最高，因为当时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 李小牧的眼睛又一次红了。

　　“哭有什么用呢？”

　　李小牧自嘲自己是个女人精。他的职业离不开女人，他写专栏也要从女人入手。他创造的经典名言是：脑髓性感的女人才是真正性感，否则只能是一夜情，而且还是一个小 时。

　　从脑再来谈到脚。 “我儿子脚背很高，膝盖很平，他现在学习芭蕾舞。”李小牧摩挲着儿子的相片，一脸怜爱。

　　“如果他长大后也想做案内人呢？”

　　稍稍愣后，他嘻皮笑脸道：“可以啊，尝试不是坏事。但我不希望他长做下去。”李小牧真的很难让人猜测。

　　“什么难猜，他天生就是一个玩家。”这是李小牧在深圳结识的朋友对他的评价。

　　李小牧点燃了细长的薄荷烟后，吐出一口白雾说，他并不了解我，我没有中国朋友。

　　李小牧在深圳的这段历史从未在书中提及。认识他的人依稀记得，若干年前，为了赚取20元外块。每天晚上，他都带着他的第一任太太，奔赴于深圳各大歌厅舞场。每当瘦弱的李小牧托起比自己还壮的妻子时，看的人都是心惊胆颤。

　　朋友们也很诧异，李小牧当年从深圳到日本去留学，走之前没有一点风声。

　　“因为爱梅。”爱梅是李小牧的第二任妻子。

　　李小牧还清晰记得，那是在他出国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一天晚上，派出所的人突然闯进了他和爱梅的家，说他们是非法同居，不仅房产证被没收了，他也被关进了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地方。

　　“整整24小时，我就蹲在那里。我满脑子都在想，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长沙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深圳是特区，对于我们就算是国外了，我以为在这个城市，人是自由的，我不会再被人看不起……”

　　李小牧无可奈何地透露，事后他才知道，派出所所长看上了爱梅，这意味着他还会有不断出糗的可能，他感到他又要“逃”了。这次，他选择了日本。

　　1988年2月26日，28岁的李小牧来到日本，当晚，他在雪中的东京新宿街头踯躅而行，憧憬能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

　　正在回忆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李小牧拿起了话筒，习惯性地说“莫西莫西”，那是另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

　　对方想让他谈谈，对于中国人去日留学，有什么建议。“如果是自费留学，我希望他们不要走我的老路。”李小牧的脸色十分阴沉，夹着香烟的手指不停在抖。

　　在情人旅馆里打扫过污秽的“战场”，在日本料理店里涮盘洗碗，在歌舞伎町里为人妖伴舞，在新宿街头为行人发广告纸巾，这都是李小牧不堪回首的老路。

　　那么做案内人呢？

　　“我做案内人，是为了生存。那些在东京陪酒卖春的中国女孩，也是为了生存。我站在新宿街头发纸巾，工作一小时是1000日元，而做案内人五分钟就能赚到3000日元，我当然要选择赚钱更多的职业。刚做那会儿，我也痛苦过，思想上也激烈斗争过，我在国内跳过舞，当过演员，做过贸易，在日本一流的时装学校学习设计，现在却要站在大街上拉皮条，我要不要面子啊？”李小牧用力夸张地拍着脸颊。

　　最令他难受的是，有一次他和爱梅吵架，爱梅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没错，我是有个日本男人，那又怎么样？你这个丢留学生脸的拉皮条的，就凭你的本事，在这异国他乡能让我过上好日子？”

　　那天，李小牧全身发抖地倚在角落里，强忍着声音，不断抽泣着……

　　“听说你在日本做案内人一直瞒着你父亲？”

　　“我告诉他，我在日本做导游。我无法想象在电话里能让他明白，歌舞伎町案内人都做些什么。我们在中国见最后一面时，他才知道我的工作。他看到我做这行，过得还不错，并没有说我什么。”

　　李小牧回到日本后不久，父亲就过世了。接到噩耗的那天，他站在新宿街头，跟一个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国话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父亲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看着他眼泪珠子一个劲地往下落。

　　可是，仅仅过了五分钟，他就发现前面来了一拨台湾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脸，迎上前去问：“先生，你们要服务么？”

　　李小牧在房内演示着那一幕，低头哈腰，一脸讪笑。

　　“哭有什么用呢？没人会因为你父亲死了，就会多给你小费。活着的人照样要活下去。没有钱，拿什么养家？你拿什么交学费？那一刻，我对我自己说，今天我赚到了钱，我就是在赢。”

　　李小牧继续笑着，笑得极其异常。

　　“我想赢得一种承认”

　　“你到底想赢什么？”

　　“我很想赢得一种承认。我像一个悲剧，案内人让我在日本赚钱谋生，也是我创作的源泉，但它也成为永远贴在我身上的标志。

　　“我曾经恨过我父亲。如果没有他，我们全家人不会过着被人看不起的日子。我从8岁起就拼命跳舞，我只有利用这点特长来为母亲争光。可惜，条件、环境、资质都注定我当不了一个成功的舞蹈家。我没有读过书，可是为了办好文学院，我做得那么努力，结果学校被封了，我们被大众唾骂成骗子，全家人再次被人看不起。

　　“我父亲年轻时，极想通过实现自己的价值，来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儿女的命运，可是他一再失败，也让我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我从湘潭跑回长沙，从长沙跑到深圳，没有一个城市让我感到满足，感到安心。最后，我来到了日本学服装设计。

　　“我没有资格指责爱梅不忠，她来到日本后，也是为了生存，去了新宿相亲俱乐部作诱饵陪客，认识了别的男人。同时，我也认识了一个日本情人，就是书中所说的苇子。

　　“我刚开始站在大街上拉皮条时，我在服装学院的同学常常经过那里。我害怕他们知道我做这行，我总是装作在发广告纸巾，或者是等人。久而久之，他们发现我老在那条街上，我穿着变得好了，手里宽绰了，他们以为我是在那儿做“鸭”，在学校里，我又被人家看不起。

　　“现在想想，他们讲的也没错啊，我满足了苇子的欲望，她送给了我喜欢的东西。这种形式，在苇子心里，我不正是一只中国“鸭”吗？

　　“新宿这条街别说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在日本人眼里也是有名的3K街，又脏又乱又可怕。可偏偏在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地方，让我这样一个年纪大，又不懂语言的外国人找到了生存的位置。 我的地盘位于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剧院广场在内的两条街。这是歌舞伎町的主街道，就像一块人人争抢的肥肉。

　　为了保住这块地，我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与黑白两道搞好关系.在这条街上，我和黑人，日本人，韩国人，甚至是自己的同胞钩心斗角，你争我夺。

　　“你看，我在日本付了那么高的学费，进那么好的服装学院学习，好不容易毕了业，我却成了一个拉皮条的。

　　“我结了五次婚，中间也没断过女人。我一直想寻找像我妈妈一样的女人。一个不仅能体贴我，关怀我，能为我生小孩，还能明白我心里想做什么的女人。

　　“无论是爱梅，还是我以前的日本太太久美子，以及与我一起在这条街上打拼过的莉莉，她们最终都不能理解我，所以，尽管有钱了，我还是感到压抑，我沉迷于赌博长达八年，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说过我没有中国朋友，我就没有遇到值得我信任的中国人。不是吗？我在书中，写过的那个中国人，我以前的部下金东，不就是一个小人吗？

　　“他刚开始跟着我时，穷得像鬼一样。我吸收他入伙，培训他上道，增加他的分成利润。他孩子病了，我半夜开车接送。结果呢？他被我开除后，立马来报复我，想瓜分我在这条街上的利润，还找人来绑架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国外整我的，偏偏还是我的同胞？你说我最恨金东，一点没错。他就像过去在国内所有伤害过我的人的浓缩版。

　　“我学成以后，可以回到国内，重新创业，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但我已经回不去了，我在新宿歌舞伎町投入太多心血，我爱上了这条街。

　　“在这条街上，我看到了很多发生在社会底层的故事，可以找到很多我年轻时的影子，它们都装在我的大脑里，成了我写书的丰富题材。同时，我也在想从他们身上探索，我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现在我出书了，也自己办过报，还被各大媒体采访。我父亲没有实现过的理想，我都一一实现了。

　　“可是，在日本人眼里，我是明星，也是怪物。

　　“在中国人眼里，我无论多么张扬，他们永远都会认为，我是新宿歌舞伎町的一个案内人。”

　　在谈话结束时，李小牧将自己比喻成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

　　“自封的吧？”

　　“呵呵，是自封的。”他狠狠地将手中没抽完的香烟摁在烟缸里，他没有发现，那一支支长短不一的残烟插在里面，还真像一朵白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