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作为当初步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之一，任继愈先生在他的办公室为记者回顾了那段青春之旅。今年3月，在年近89岁之际，任继愈从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位置 上退了下来，“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18年了！”他感叹说。作为名誉馆长，现在他每星期仍然要到馆两天，因为手头上有两个古籍整理的项目尚未完成。

　　回忆往昔，任继愈感慨不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长沙。此时正值暑假，就读于北大哲学系马上要升入四年级的任继愈，在家乡山东平原县从报纸上看到学校师生到长沙报到的消息，直接赶赴长沙。三校合并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云南昆明。

　　当时路线有3条：一部分从长沙乘火车经广州转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河内，乘法国的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一部分由长沙乘汽车到广西桂林，由桂林到昆明；再就是由湖南出发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

　　共有师生200多人的“湘黔滇旅行团”只限男生参加，还要体检合格，并且都填写了志愿书、打了防疫针。任继愈报了名，被批准了。

　　这段徒步旅行的过程，也是学生们离开书斋，走向社会，直接接触农民，初步认识农村，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

　　没走过长路的任继愈像不少同学一样，走了没几天脚上就磨出了血泡。刚开始走得很辛苦，当脚上再磨出茧子以后，就相对轻松了，很多同学和老师爬山时经常还要借助木棍或竹竿等做的临时手杖。

　　行李铺盖放在随行的卡车上，随队伍运到宿营地。每人挎个挎包，带点干粮和水碗以及一把雨伞。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当时带着画画本，沿途速写。大家在路上情绪一直很饱满，所见所闻让他们感到很长见识。在有些地方，比如贵州，还与少数民族一起载歌载舞开过联欢会。

　　“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同时也看到中华民族的根是扎在农村的。抗战的胜利全靠农村的支持，全靠农民无私奉献。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为抗日统一，各个民族是一致的。他们参军打仗，出粮出钱，为了民族的存在，甚至献出生命，中华民族了不起！”研究中国哲学的任继愈，切实感受到书本上读到的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特质，他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力图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联大生活，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师生们的课余活动比较丰富。由于昆明在当时是贯通国内外的交通要道，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比如，徐悲鸿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视野比较开阔。

　　大家不光信息丰富、思想活跃，听课也比较随便，师生之间的学术民主也很可贵。杨振声教授指导毕业论文，一个学生选的题目是近现代文学，由于观点与老师不一样，很久没有动笔，杨老师得知后鼓励他说：“只要有根有据有论证，就可以写出来，学生和老师完全一样怎么有学术的进步？”这种风气在联大很盛行，影响到学生们自由讨论的空气。

　　西南联大在云南八九年，影响很大。“这三个学校学风好，研究学习气氛很浓，自由讨论的空气浓厚，体现了百家争鸣！”任继愈归结说。 　　(本报记者 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