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

    近来，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的心情有些复杂，因为今年上半年“嘉兴整体上投资、企业收益和财政收入的增速都在回落。”

    而长江三角洲地区诸多城市都面临嘉兴一样的发展困惑。上海、浙江、江苏的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 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信贷等5大核心经济指标增长速度，上半年都纷纷回落，有的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三角制造”效益下降，库存上升，亏损扩大。

    这是近十年来，长三角经济首次出现整体增速“滑落”迹象。

    “老路已走到尽头”

    经济增速趋缓意味着什么？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这“既是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必然反映，也是多年来结构性、素质性矛盾的必然显现”。

    他认为，当前情势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内部因素，是工业产品以中下游为主，在买方市场环境下，价格上升不易，而原材料价格抬高之后，只好牺牲利润，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再生产和投资；所谓外部因素，则与宏观调控、国际市场有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煤电油运紧张和资源的短缺。

    表面上看，经济增幅回落是宏观调控的必然反应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代价。实质上，这表明：拼土地、拼劳力、靠投资拉动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已难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前行。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副所长杨建文直言：即使中央不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按照上海这十几年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路已尽，亟须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调整。

    “事实上，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矛盾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摆脱粗放的格局。”江苏省统计局的一位分析师说。

    专家们分析，所谓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一是产业结构总体层次不够高：城市之间制造业结构接近，主导产业雷同，造成部分行业重复投资、过度竞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水平普遍很低。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不充分，缺乏核心技术及其应用能力；国际性制造业基地建设还处在组装、装配阶段，尚未成为以研究与开发为支持的制造基地；高新技术引进多而消化更新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和企业很少，高新技术产品多处于“三来一补”型的低级阶段，附加值较低，出口效益不高。三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够协调：高能耗、高污染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偏高，造成资源供给紧张，环境污染加重，直接影响到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专家们认为，宏观调控给了经济增长方式一个修正的机会，长三角地区应该借此加速实现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到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蝉蜕”，当好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一号工程”

    目前，一些地方仍将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的“一号工程”。问题是，什么样的“一号工程”才能使经济保持健康增长？一些专家的意见值得深思。

    其中最强烈的声音就是：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告别“土木钢铁”式发展才是真正需要的“一号工程”。

    在工业发展后劲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上海第三产业比重从2002年的51％，降到现在的48％左右。专家们认为，正是因为如此，上海今年的经济增长才遇到“难题”。

    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专家、环资学院院长曾刚说：“现在上海经济增长的下滑，是在宏观调控与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出现的。这几年上海经济的拉动主要靠投资，而投资的方向则主要是以房地产业、制造业为主的‘土木钢铁经济’，事实证明这条路到了‘转弯’的时候了，要转向现代服务业。”

    他说：“上海‘三二一’的产业战略曾一度动摇，2003年后经济增长又过于依赖房地产，所以，宏观调控政策一出台，发展就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同时，上海房地产业的过快发展，房价的飙升，导致商务成本大幅度上升，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制造业的“挤出”。

    杨建文也指出：实际上，整个长三角GDP中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仍占了“半壁江山”以上，而金融、航运物流等附加值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则不尽如人意。从经济转型和长远发展看，现代服务业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而江苏、浙江所面临的更突出问题，则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对此，江苏省省长梁保华日前明确提出：“江苏工业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年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比重要超过25％。要运用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

    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指出：要在不十分有利的经济形势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学会“在游泳中换气”，既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保持较大的结构转型力度。

    目前，长三角正处在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轨的关键时期，较为粗放的低端生产力逐渐调整转移，新的高端生产力正在集聚，但还未真正释放能量。因此，有专家指出，眼下的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种“蝉蜕”中的“过程现象”。

    新华社记者徐寿松姜帆姚玉洁（据新华社上海8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