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保孜 1941年1月，这是历史上一个用血和恨铸就的日子。
皖南事变，数千新四军将士倒在国民党围剿的枪口下。硝烟未尽，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危急关头，苏北盐城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洒满皖南烈士鲜血的征途中挺身站
立起来，用单薄且顽强的脊梁承担起重建新四军军部的重任。新军部所属的7个师用血肉之躯抗御着国民党的军事“摩擦”，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地方各种反动势力的攻击。为此，新四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用血用生命用中华儿女年轻的生命换取了新四军走向成熟的脚步。 征战的路是流血的路，只有流血的路才能通往不流血的和平之路。
1941年7月，在战火中壮大成长起来的新四军部，在日军狂叫“铲平新四军军部”，重兵包围盐城时，主动撤离。至此，新军部完成了它的组建使命。
“扫荡”火药味未尽，文化人纷纷奔赴苏北根据地。邹韬奋秘访新四军。
一、“天下第一文化村”
苏北大地的“扫荡”枪声渐渐远去了，秋风送来了凉爽，大地由绿色变成了黄色，灿烂的金黄色在平原上一望无际。稻子一大片黄一大片金地等待收割。农田的四周长了一层短短的毛茸茸的野草，绿绸带似的捆扎着庄稼田。
如果不是村庄路口把守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如果不是远处隐约的炮楼，是很难将这宁静的乡村景象和刚刚过去的“扫荡”联系起来的。
在这个涂金的平原上，有个叫“卖饭曹”的奇特地名的村庄。据说这个名称的来历要追溯到明朝一个曹姓家族，当年他们从苏州迁徙淮安定居时，发现他们居住的地方位于一条官道边上，每天人来客去，熙熙攘攘，长期被苏州繁荣商业熏陶的曹家人，意识到他们眼前是一条生财之道，便在路边设立了卖饭的摊点，并响亮地打出了“卖饭曹”的牌子。这个卖饭曹村在叫卖的吆喝声中，在锅碗瓢盆的撞击声中，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方圆百里都知道的大庄子。随着时代的变迁，卖饭曹村的人早已不再以卖饭为生，但老祖宗留下的村名连同他们辉煌的历史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1942年秋，村子里出现了许多戴眼镜，口袋插笔，手不离书，穿着新四军军装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们在“卖饭曹”住了下来，成为这里新的居民。已经萧条的官道上又呈现人来人往的繁忙景象，“卖饭曹”又一次成为中间站，它的东西两头连接着两个重要机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
如果说新四军是“天下第一文化军”，一点不夸张！如果说卖饭曹是“天下第一文化村”，也一点不夸张！
皖南事变后，盐城成为华中战场的“延安”，与之相连的上海和江南的苏杭古城，已经沦陷。在日本鬼子大量涌进城市的时候，城市里的左翼文人和热血青年却在大量地涌出，相继去寻找民族正义的战场，奔赴抗战第一线。当时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分为四个等级：一等当八路，二等投老蒋，三等靠着阎老西，四等当伪军留骂名。
从1941年5月到1942年5月，一年间，一大批知名的文化人士有的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有的从上饶集中营九死一生逃出来；有的从沦陷的城市投奔而来；有的是从遥远的香港来这里的；还有的是漂洋过海的海外游子……这些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苏北根据地。
他们中间有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作家孙冶方、贝叶、夏征农、黄源，自然科学家孙克定，著名记者范长江，文艺理论家蒋天佐、艾寒松，《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戏剧家阿英，作曲家贺绿汀、孟波，音乐家何士德，画家胡考，木刻家赖少其，考古学家吕振羽，著名新闻出版家邹韬奋，日本问题专家张百川，舞台装置专家池宁等数十人。再加上原来在抗大第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校的知名文化人士，总共有数百人之多。
有这么庞大的一支高学位的文化大军，是新四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页。
新四军从建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吸引知识分子的工作。那时，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项英、叶挺、叶剑英、博古等领导人，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了不少的进步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其中大多数是文化界的青年骨干。皖南事变后，一部分文化人突围回到了新四军，成为新军部的文化骨干。
和文艺有着不解之缘的陈毅，在苏北反“扫荡”浓烈的火药味中，仍不忘招贤选能的工作。他指示第1师师长粟裕负责派人去上海去香港联络进步爱国人士。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正流亡在香港，在他举目无亲，举足艰难时，见到新四军派去的人，顿时热泪盈眶。他主动承担起香港流亡知识分子的联络工作。不久，范长江、邹韬奋陆续到达苏北根据地。
看见知名的文化人成批成批来到苏北根据地，陈毅、刘少奇等领导人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们苏北进入了新文化时期，文艺复兴喽！”陈毅扯着川戏般的唱腔道。
当时军部常常都处在战斗和流动的状态中，不能把更多精力分用在这些文化人的身上。一个大胆的设想涌上陈毅的脑际：能不能在苏北找一处相对稳定的村庄作为文化人落脚的地方？这个地方要有专人管理，以保障文化人的生活和工作。
所以，位于军部和华中局之间的卖饭曹村便成为文化人落脚的最佳地点。有了营地后，陈毅又开始物色“村长”。他突然想起了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杨帆，就叫警卫员找他来，一同商量如何安置好文化人。
杨帆是北京大学文理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曾经受党的委派在南京戏剧学院任职，从事左翼文化领导工作，1938年他调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叶挺的秘书，后来又经历艰难险阻从皖南战场上突围出来。这人不仅意志坚强，而且特别有才华，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业务能力，陈毅都信得过他。不过，这个杨帆决不是那种概念化似的英雄人物。除了诸多英雄似的优点，还有诸多非英雄似的怪癖。他外貌让人一看，就和英雄气宇轩昂丝毫搭不上，瘦骨伶仃，衣冠不整。再看此君终日烟不离手，香烟就像他手上多长的一个指头。城墙失火，殃及池鱼，其他10个鸡爪似的指头长年累月被动“吸烟”，熏陶成了烟叶褐色……不过这些都还好说，毕竟吸烟、不修边幅或者形体不佳都属于他自己个体的事，充其量周围的人受点“空气污染”、“妨碍视觉”等小恙，总体无碍大局。众所周知的是此公不仅清高傲气，还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气，遇到不顺眼的事情，他绝对会出面打抱不平，得罪了很多人，遇到不顺眼的人他也会视之白眼，绝不会掩藏自己半点的喜怒，他的脸就是心灵活动的晴雨表，是冷是热全在脸上写着呢。但他正直，有公心，责任感极强，也是众所周知的。久而久之，大家送他一个“怪才”的绰号。第一个字是不满，第二个字是佩服。
“你的任务有三点，一是担任军部、华中局文化人的联系人；二是主持文化村的工作；三是办好食堂、俱乐部，照料好文化人及家属的生活。”陈毅将任务交代给杨帆。
杨帆什么话也没说，看了一眼军长，从桌上抓起一包没有抽完的香烟放进自己口袋里。他也不是第一次从军长桌子上拿烟，习惯快成自然了。
“唉唉唉，……你的烟呢？”陈毅急得指着杨帆的衣兜问。
杨帆从另一个衣袋露出香烟的一角，又揣了回去。这不是故意气军长吗？
“军长，我不过抽了你几支烟，你把好几十人都交给我了。你还觉得吃亏啊！”
“你可是答应，君子一诺千金！记住，这些文化人要是出了什么事，老子拿你是问！拿去，再给你一包。我的村长同志。”陈毅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包香烟，丢给很少使用火柴，用烟屁股点烟头的杨帆。杨帆毫不客气又装进兜里，转身就走。
从不说豪言壮语的杨帆，没有辜负军长的希望，把文化村办得有声有色，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他就像头脑精明，善于活动，有路子的村长一样，愣是想办法搞到各种稀有的副食，改善大家的伙食，保证了生活物资的供应，让文化人享有名副其实的团级干部待遇。文化人在这里寻找到了一方净土，在崭新的精神“家园”里焕发了工作热情，创作出不少精神产品，成立了各行各界的抗日协会，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文化村”一时成为新四军最有特色的一个阵地。
陈毅的诗写得很好，在他倡议下，“文化村”成立了湖海艺文社，邀请诗词爱好者吟诗作赋，写出许多有进步思想的抗日佳作。这个湖海艺文社至今还在盐城活动，是老同志们颇为自豪的文化团体。
到1942年底，军部开始转移到淮南黄花塘，陈毅将“文化村”委托给坚持苏北抗战的第3师，杨帆也由军部调到第3师，一边继续担任“文化村”的“村长”，一边兼顾第3师保卫部的工作。
二、邹韬奋秘访新四军
几乎同一个时间，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躲过敌人的道道封锁线，由上海抵达了苏北的靖江县码头。
当身份为“李晋卿”的人一下码头，第一件事是从包里取出圆形的金丝边眼镜，端端正正戴在脸上，双手反背，好奇地张望四周的环境，大口大口呼吸着带有水汽却是自由的空气……他给憋坏了，为了改变他的模样，近千度的近视眼，愣是坚持了好几天没有戴眼镜，天天糊里糊涂地看世界，有时不得不费劲地眯虚眼睛以凝聚视物焦点，尽管是徒劳的，但他多么渴望能看清沿途的景物。一路上不仅视线糊里糊涂，而且身体也是病病歪歪的，像一个在上海求医无望返乡的病人。他的身边相陪伴的是70多岁姓华的老太太，是这个特殊家庭的“长辈母亲”，还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子，叫王兰芳，是这个家的“妹妹”，她始终搀扶着病重的“哥哥”。他们三人逼真的组合，居然瞒过了上海码头森严的检查，登上了到苏北的轮船。
要知道，当时只要有人发觉一点破绽，这个摘掉眼镜，要人搀扶的病人，便成了敌人日夜搜捕通缉的要犯，他就是邹韬奋，著名的“救国七君子”之一。1937年6月在全国声援下，苏州监狱被迫释放了他们7人。这之后，蒋介石总是觉得心口卡了个核，不舒心。他曾经密令各地密切注视这些人的行动，如果抓到立即就地处罚，邹韬奋和其他几位“君子”们在白色恐怖中，纷纷离开了上海。
这次他偷偷从香港回到上海，准备到延安根据地。在去延安之前，他第一站准备先到苏北根据地访问，然后再由苏北去延安。他在上海等候苏北来人接应期间，周恩来亲自为他去根据地作了细致的部署，通知华中局和上海的地下党，要绝对保证邹韬奋的人身安全。在大家帮助下，除挑选扮“母亲”和“妹妹”的人选外，还派了两个交通员在暗中保护他们，负责带路和联络。
在日本宪兵和汉奸密探的眼皮底下，他们顺利抵达了长江北岸的靖江县，这里是新四军第1师的防地。邹韬奋还在长江上航行时，中央已经电报通知了新四军军部，告诉邹韬奋抵达的日期，正好陈毅要去淮北第2师布置反“扫荡”工作，没法亲自迎接邹韬奋，就指示苏中区党委和第1师：一定要接待好远道的客人，保证其安全。并转达他的歉意和问候，希望以后能在盐城见面，共同商谈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出版工作。
邹韬奋他们一上岸，很快被第1师接到他们的驻地东台三仓河。
三、一个充满民主自由的崭新世界
苏北根据地，一个崭新的世界！令这个一辈子倡导民主革命意识，致力文化救国的老知识分子激动不已！他在根据地接触了各阶层人士，参观访问了学校、部队、抗日救国基层组织和农民的家庭，和大地主们谈心，连和两面派的地主谈话，他都认真做了记录。他连日伪根据地的学校也作了多场报告。
不过，“报告”这个词，是邹韬奋在根据地学会的新名词之一。
他在第1师待了半个月，日军开始“扫荡”，师部隔几天就要转移驻地，邹韬奋这时耳病已经很严重了，整天淌水，一阵阵地剧烈疼痛。和师部一同转移的日子里，常常因为在马背上颠簸，震动加剧了疼痛，伏在马背上直不起腰来。
大家忧心忡忡，觉得这样不行，太痛苦了！就送他去阜宁军部驻扎的地方，那里有黄克诚的第3师，还有专门为文化人办的“文化村”，医疗条件也相对好一些。
他到阜宁后，黄克诚热情邀请他去师部作报告，他愣住了，扬起清瘦的脸庞，推了推眼镜，不解地问：“作什么报告？”
“就讲讲你在沦陷区和海外的见闻和你自己的见闻！不拘一格，自由发挥。”黄克诚不知道邹韬奋不明白“报告”是什么，还以为问报告的内容。
邹韬奋奇怪了：“这叫报告？不是演讲吗？”
“对对，是演讲。不过我们根据地都管演讲叫报告。”黄克诚这才明白过来，连连解释。
“啊呀，我在根据地学会不少新鲜的名词。以后写文章，词汇都要生动许多。老百姓的语言真是精彩极了，如果不来亲耳听听，关起门来，这一辈子也想象不出来。”邹韬奋撸了撸头发，深有感触地说。
邹韬奋抱病在盐阜一带又采访了几个月，对新四军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时他耳疾却日益加重，疼痛起来，恨不得要满地打滚。服吗啡之类的药物也只能短时间镇痛。黄克诚亲自为他请来五官科的专家，检查结果令人担忧，可能是绝症！大家不得不动员邹韬奋去上海治病，等病愈后再来苏北继续访问，为减轻路途震荡，专门做了张吊床。
邹韬奋躺在支撑在船舱的吊床上，充满信心对送行的人说：“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我多年憧憬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这是了不起的事业，理想变成现实是一件非常难却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没有正确的政策和路线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原来还想去延安好好看看，可我的身体不争气，只好先治病，等病愈我再来！”
和邹韬奋一同去上海的还有作曲家贺绿汀。
贺绿汀一年前就被军部安排去延安工作，和刘少奇一起走的，走到山东境内接中央通知，说路途敌人封锁很严，大批人马不能通过。贺绿汀和大部分人只好又返回苏北，改由上海坐火车到北平，再到太原，然后进入陕北的延安。
四、记者生涯的最后一次行程
邹韬奋在苏北根据地访问了5个月。这5个月时间并不长。但这是他奔波一生，记者生涯的最后一次行程。
1943年5月返回上海他便没有离开病榻，直到1944年7月去世。
在他去世之前，1944年2月24日邹韬奋还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专门介绍苏北抗日根据地见闻。
记者们见十分消瘦的邹韬奋沉浸在对苏北回忆中，不禁为他的身体担心，问：“邹先生病中跋涉，辛苦万分，现在身体怎样了？可否恢复？”
邹韬奋充满信心地回答：“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因在病中，不能和大家多多接近，希望大家原谅。我的身体再经相当时期休息，当可恢复。”
一个记者高声说：“邹先生，你对根据地印象如何？”
这一下，又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很兴奋，我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诚，充分而周到地照顾各阶级的利益，使根据地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了敌后抗战。第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三三制的彻底执行，使民主政治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治。真使人兴奋极了！我看到老百姓热烈拥护政府，使我对于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接受这次记者访谈后的5个月，邹韬奋在上海病逝。
他临终时，床头边还放着他和17名华中抗日根据地新闻、文化界著名人士联合签名，要求”中外记者团”访问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电文。
死亡对于未了情缘的邹韬奋来讲，脚步似乎过于匆忙，他的整个身心还没有从华中抗日战场上抽脱出来，病魔便夺走了他刚刚50岁的生命。然而，他生命最后的驿站选择了访问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这本身便是一次生命的升华。
噩耗传来，苏北根据地的军民为这个忠诚的民主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一直没有机会和邹韬奋谋面的陈毅特别伤感，写下了诗句寄托他永远不能忘怀的神交情感。
（摘自《铁血N4A》该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