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盟所面对的最大的长期外交政策问题就是20年后如何应对中国。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很可能比美国和欧盟加起来还要高———尽管印度将会成为中国在产业领域内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现在说什么都还为时尚早。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可能预示着国际社会领导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的改变，就像1871至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改变那样。

　　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推行俾斯麦的政策，不搞对外扩张？俾斯麦将德国与一系列条约捆绑在一起，对有关德国前途未来的选择进行了限制，并且在统一德意志后没有进行对外扩张。他没有对法国或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统治地位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建一支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海军来抵消英国海军的统治地位，尽管到了19世纪末，德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如果俾斯麦的继任者能够延续这些自我限制的目标，德国就不会对英国进行挑战，不会对法国进行抵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就能够得以避免。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没有一个国家仅仅只是因为另外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而对其宣战的。因此，未来局势的关键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多少，而是中国如何利用这种迅猛增长的经济。最后的结局会是：在过去，权力和地位的转移曾经以没有进行战争的方式发生，而历史将再次重演。

　　实力之间的制衡也许会使这种权力转移以一种更加容易的方式进行。如果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新领导者面对着一群想法都比较类似、能对这一领导者构成制衡的国家，那么即使没有出现合并，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之间的实力差异可能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没有出现合并，那么也许会出现一个将印度、日本和美国联合到一起、能对中国构成制衡的联盟。中国的发展将会直接对这些国家构成影响，就像中国的发展会对美国构成影响一样。因此，中国的统治地位也许不会变成在地区或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扩张的实力。

　　美欧加深合作才能创造不可打破的组合

　　不过，也不一定非要对中国这种相对较强的实力采取制衡行动。美国与欧洲的合并将会创造出一个不可打破的组合，能具备类似现在的公司合并这样的规模和实力。如果中国变成了世界政坛中的沃尔玛，那么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应该超过西尔斯和凯马特的组合。这两强的联合将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相形见绌。美国如果要找一个合并的伙伴来抵消中国崛起所构成的影响，那么美国就必须加强与欧洲的关系。

　　就像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提议的那样，必须采取的第一步可能就是在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建立一种汇率波动机制，这三种货币的汇率在这一机制下在有关各方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波动。这将有助于使这三方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2项协议就已经建立的关系制度化。如果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谈判无法尽早达成一致，那么美欧双方可能会就结成新的美欧自由贸易关系达成一致，为美国与欧洲的合并打下基础。如果双方采取这一步骤，则意味着双方承认美欧之间这种时好时坏的双边关系已经不足以应对中国崛起这一问题，双方需要加强彼此间的关系。只有美国与欧洲加大联合力度，才能在一个长期范围内对中国的巨大能量起到抵消作用。如果只是单单靠美国或欧洲自己，恐怕都无法对抗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美国和欧洲进行联合的同时，中国也不可能毫无动作。北京将转而向邻国寻求支持。北京也许会与日本、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进行谈判，希望结成一个特殊贸易集团。北京也可能会谋求在人民币、日元和韩元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货币关联体系。（完）（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