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重庆市涪陵区上月推出干部观察员制度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有之，弹者有之，区委组织部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本报旨在客观地呈现这一改革的来龙去脉，或许值得思考的是，尽管对其方式存在争议，但对当地敢于尝试和探索的勇气，仍值得赞赏。
与老贾见面，很有点神秘感：傍晚6点多，
办公楼走廊里几乎不见人影老贾却小心翼翼，把记者让进空荡荡的办公室，转身张望，然后迅速关门，“当”地一声锁死。
确实，这次会面除了重庆市涪陵区委组织部一名官员外，再没人知道这次采访。
种种措施，都是为老贾的身份保密：上个月，涪陵区在国内首开先河，聘请了43名干部观察员，秘密收集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信息，老贾正是其中之一。
这一做法，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
征调指令
6月份某一天，老贾忽然接到区委组织部干监科电话，电话那头说，组织部经过研究，决定聘用他为干部观察员，要是发现身边的领导干部出现什么苗头及时通知组织部。
老贾一听，有些迷糊，“什么是观察员？有什么职责？有哪些监督手段？”对方告诉他，一会有文件送过来，这些内容里面都有。随后，老贾收到了干监科送来的一份2004年出台的文件复印件。
所有观察员接到的“征调”指令，都与老贾一样，事前他们一无所知，区委组织部一位官员说，“甄选工作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老贾随后填写了一份类似干部履历表的表格，一周后，他接到了开座谈会的通知。
组织部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有点像培训会，参加会议的有10多名观察员。陌生的面孔，静悄悄地入座，没有多余的闲聊。老贾依稀认出其中有一名同事，但他们没打招呼，至今也心照不宣。
会上，组织部介绍了观察员的职责、纪律要求、保密要求等。
按区委组织部的设想，观察员将利用工作便利和涉足的生活圈、社交圈，静悄悄地收集身边领导干部的信息，特别是区委组织部难以涉猎的生活圈，并及时把信息反馈回来。
观察员反馈的信息，经区委组织部调查属实，将直接作为干部任用、奖励或者处理的重要依据。
在谈到对干部的生活圈进行监督的必要性时，干监科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一些干部有两面性，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经常被评为先进。但是在生活中就花天酒地，很容易犯错误。”
“那我们观察员有没有任务？”老贾当时心想，“这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区委组织部表示，观察员采用动态管理，不要求工作量，但每季度干监科会主动向他们了解情况，每半年分批召开一次例会。对于工作出色的观察员进行口头表扬和发放奖金，如果没有起到作用，甚至违反规定就会解聘，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在会上，组织部还明确了观察员将采取“单线联系制”，特殊情况下，能直接和组织部部长通电话。
秘密任务
老贾耳朵颇大，眼镜耷拉在鼻梁上，说话时习惯性地半低着头，扬起眉毛，眼睛瞪得大大的。
但他很反感外界将他们称为“秘密侦探”，“不管这个制度最后怎么样，关键是组织部在努力，想管好干部8小时之外的事情。”老贾这样认为。
老贾觉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变化，“以前听了什么不会想着向组织反映，现在多了一份责任，要多谈，多听，多参加社会活动，多一个心眼去了解。”
老贾还没有向区委组织部反馈信息，他觉得今后每个月报告两三条信息不成问题。
其实“多听多看多留心”，也就是他们惟一的手段了，组织部反复强调，观察员不是侦探，不允许使用针孔摄像机、录音机等设备。
观察员赵敏一直在看法律法规方面的书籍，希望可以找出可“观察”的法律范围，她发现“对赌博、公车私用、领导干部私自驾车、出入一些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没有什么法律问题”。
或许这也只是观察员们的简单任务，事实上，不少人士认为，设计这样一个制度之后，领导干部的整个生活细节，几乎可笼罩在组织部的视野范围内。
因为有这样的特殊任务，观察员的身份要相对保密，在整个涪陵区，只有6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组织部部长、分管责任人以及干监科科室成员。
在干监科的档案中，他们的姓名被编号代替，电话或者书信联系时只说编号，不说姓名。“保密是为了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也避免观察员遭到打击报复。”干监科官员说，“同时秘密身份对领导干部也能形成威慑力。”
按照规定，观察员身份对家人、对单位都要求保密，不过做到这一点挺难，一位观察员告诉记者，再三考虑后，他还是将这事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如果领导从其他渠道得知我的身份，肯定会有想法。”
观察员的观察对象并不固定，但有明确的范围——区管处级和处级后备干部，不包括区委书记、区长等处级以上的领导。
对观察结果也必须保密，组织部一位官员认为，这并不是所谓的“收集小报告”，首先处理权在组织部，其次对观察员反映的有价值的线索，将进行深入客观的调查，然后才能得出结论。
这位官员强调，观察员收集信息的依据，“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要是出现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之事，我们会解聘他。”
酝酿两年
这项现在引起关注的制度，事实上2003年9月就已开始酝酿。
首先是因为干部考查的工作太繁重，有媒体曾报道，“涪陵经过3次行政管辖更迭，干部‘积压’甚多，全区处级以上干部有千余名。”
2003年的一件事，对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直接动力。干监科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开展机关干部督查工作，以及检查乡镇干部‘走读’现象，暗访的工作效果明显好于明查。”
组织部后来借鉴了一些单位聘请巡查员、特邀监督员的做法，决定聘请公道正派、观察能力强、综合素质好的人，开展干部观察工作。
2004年8月，组织部正式发文，向各级机关部门、事业单位传达聘请干部观察员的意见。挑选范围圈定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离退休干部和普通干部群众，其中普通干部占三分之一，“希望把观察面尽量扩大”。
“我们从多种途径对观察员进行考察，看他这个人怎么样。”干监科官员透露，“一共经过5次遴选，观察员名单从最初的208名，到最后筛选为43名。”
重庆市委组织部最初没有介入观察员制度设计中，今年6月，涪陵区委组织部向上级汇报后，市委组织部认为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随即在重庆党建网对外发布了消息。
没想到消息甫发，即引来了外界舆论的关注。有评论称，这将有可能侵犯个人的合法权益，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悖。
但涪陵区委组织部认为“这并不违法”：“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而且我们的观察员并不是暗探，也不是特务，”一位官员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曲解。”
7月15日，记者到荔枝街道办事处采访，党工委书记秦小林属于被观察的领导干部，“按照我的理解，观察员就是了解干部风气的信息员，坏的信息收集，好的也要收集，他们没有评论的权利。”秦小林说。
“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特殊群体提出的素质要求，我们不应该反对，只是提出希望。我们的要求是，对观察员的选择要慎重再慎重，对待观察员的信息要慎重再慎重。”在组织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秦小林认为观察员应该是有心人，不能是用心人。“不能一天不干什么事情，就是去专门打听你的工作、生活”。
记者接触到的3名机关单位负责人均谨慎地回答问题，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这个制度没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压力，“是组织上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能够起到及时“拍肩膀”(提醒)、防微杜渐的作用。”
对于这一做法，一位负责人也坦率地列出几点建议：“一是有可能增加政府的运行成本，因为反映的信息要进行调查处理；二是这个事情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也会出现冤假错案；三是如果处理不好，会使上下级感情隔阂。观察员制度是保护干部的工具，同时也可能变成武器。”
“不排除有个别干部不理解我们的目的，有反对的声音。”干监科官员说。区委组织部多次强调，这项制度目的在于关心、爱护领导干部，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在外界舆论的争议声中，干监科官员称制度已收到了初步成效：“有干部向我们说，现在精力更多放在了勤奋工作、认真学习、锻炼身体、关心家人方面了。”
“两圈”考察
涪陵区观察员制度的推出并非突发奇想。近年来，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简称“两圈”)已经成为许多地方人事考核新范畴。
尽管组织部门力图从干部8小时之外寻找蛛丝马迹，但从湖州到涪陵，许多吏治新招，到现在仍然毁誉参半，争议不止。
2001年8月，中组部圈定浙江省湖州市为“两圈”考察制度的试点城市。数年后浙江媒体报道称，共有86名干部倒在8小时之外，受到谈话诫勉、暂缓使用、取消拟任资格及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大多是因为生活不检点、公德意识差、不孝敬长辈等问题。
去年7月，浙江省永康市委组织部下发文件，聘请15个党政一把手的妻子担任“两圈”监督信息员，聘期为两年。
同年10月，浙江省出台《关于推行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意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两圈”考察制度。考察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修养、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情况。
这个《意见》中进一步解释：个人修养主要包括生活态度、兴趣爱好、生活作风和廉洁自律等；社会交往主要包括公众形象、遵纪守法、交往对象、社会公德、社会责任、邻里关系；家庭生活则主要包括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夫妻关系、亲属关系、经济状况等。
同年，重庆市涪陵区在干部选拔工作中，也试行了“两圈”考察制度。“我们去干部家中了解情况，找他的朋友、邻居、同学、同事、战友等等，进行公开的考察。在其中发现了问题，收到了效果。”干监科称，涪陵区在去年全市所有区县和区级部门的党风廉政考核中总排名第一。
重庆市同样计划在今年内出台“两圈”考察制度，目前已向各区县发放调查问卷，就实施的具体办法征求意见。
重庆媒体还报道称，如果涪陵区观察员制度效果显著，可能将在全市推广，但对此消息，涪陵区的官员即提出异议：
“这里的观察员和干部知根知底，观察不会有偏。地方大了可能就会有问题。”
重庆市一位政治学者认为，“两圈”考察之所以出现争议，在于手段和目的产生了冲突。
事实上，组织部门自去年以来，一直在尝试改革干部考察方式，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在接受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采访时指出，干部“带病上岗”和“带病提职”，既损害干部队伍的形象，又损害党的形象，影响极坏。他表示，防止和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必须在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的监督上下工夫。(本报记者
何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