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渔港是潮汕打假线人的集聚地之一

骑着摩托车跟踪造假者的货车曾一度是曾金福的生活常态

　　撰稿／杨 江(记者)

　　线人正在出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一些沿海城市造假泛滥、走私猖獗，烟草、工商、海关等部门发出“悬赏令”，号召群众举报，打假、打私线人应运而生。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原在造假、走私企业务工的农民工纷纷举报自己的老板，成为最早的线人。这股“线人风”很快蔓延，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到工厂或公司卧底收集证据，其中又以江西、四川、福建籍的为主。总有一些人蛰伏在工厂的周边，仔细辨寻造假者的蛛丝马迹；总有一些人躲在小巷的隐蔽处掏出手机，左张右望，向执法部门通风报信。一批打工者因此致富，更多的人从老家跑来广东“淘金”，他们形成了一种以血缘、地域为纽带连结的庞大的人际网络。在潮汕地区，甚至出现了几百名打假线人整天开着摩托车一路跟踪运假车辆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悬赏的领域不断拓展，线人也在不同的领域出现：在深圳，出现了举报偷税的线人，在广州街头出现了专门偷拍违章车辆的线人。在2003年，广州市曾在全国率先聘任1200余名兼职打假“线人”，随时随地监控本辖区内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分子。还有打入犯罪集团内部的缉毒线人、专门举报非法加工点的食品安全线人，专门搜集新闻线索的新闻线人……今年两会期间，又有湖北人大代表提出在反腐败领域引入线人。而为构建一个覆盖全市的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网，成都市还约请“线人”举报无证采矿、干部入股办矿。

　　线人甚至在2003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新兴职业之一。

　　线人不同于一般的举报者，线人长期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但他们与政府部门之间又几乎没有任何的合同约束。在我国现行法规中，尚未发现有关“线人”或“线人制度”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法律上，线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和定位。而线人保密机制也尚未建立。

　　这就意味着，线人的权益保障无从谈起，而线人却是高危职业，一旦暴露身份就将招来报复甚至杀身之祸。这些打假、缉私线人整天在提心吊胆中彷徨度日。

　　由于种种原因，不少线人后来又放弃了这个饭碗。曾经活跃在潮汕一带的打假线人甚至已经集体倒戈，帮助造假者与当地政府周旋！

　　对于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变故，《新民周刊》记者日前赴实地调查。

打假线人倒戈之变

　　广东潮汕一带造假猖獗。在那里，数百名赣州民工为了谋取政府许诺的举报金，做起“刀口舐血”的打假线人，一度重创造假者。而现在，为牟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中的一批人又与造假者勾结在一起，成为彻底的“保假者”。

　　由打假的帮手到造假的帮凶，潮汕线人的倒戈值得反思。

　　【上篇】

　　逃亡之路

　　6月底的一个傍晚，记者在江西省宁都县的一家宾馆见到了曾金福，这是一个32岁的赣南农民，个头不高，骨子里透射出一股豪爽。对于这次采访，曾金福是有过一阵迟疑的，“倒不是因为你是记者，我们从没见过面，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那边派来的杀手！”

　　这个曾在广东省潮汕地区做了7年打假线人的男子形容自己的处境说：“我必须像兔子一样，出门时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怕有人加害。”

　　“那边”，是他曾经“叱咤风云”多年的潮汕地区，他仅剩一半的左耳，还有宛若一只蜈蚣趴在耳边的那道深长的疤痕，说的是去年7月18日深夜的遭遇……

　　内讧招致杀身祸

　　那一夜，月黑，风高，他和一帮朋友在汕头潮南区吃完夜宵，与妹夫分别跨上一辆摩托车回住处。

　　行至半途，背后飞速追上来一辆摩托车，上面坐着3个人，一个突然扬起砍刀对着他当头砍来，已有警觉的曾金福下意识扬起左手一挡，手臂顿时一麻。

　　还未等他感到疼痛，另一把砍刀又直奔他的脑袋，曾金福一撇头，刀锋划过了他的左耳。

　　“幸亏我躲闪及时，否则第二刀非把脑袋砍掉不可！”他忍着剧痛，牢牢握着摩托车把手，一路狂奔开到一个大排档，那里人员众多，杀手没敢再追。

　　此时的曾金福已浑身是血，他觉得左耳轻飘飘的，路人告诉他，他的左耳被砍掉了一半，而经过检查，他的左手3根神经被砍断，砍刀切入骨头2毫米之深。

　　一个月后，劫后余生的曾金福出院，他非常恼怒，发动“道”上的朋友全力追查此事，一个当地老板透露，派出杀手的其实就是曾经送他“封口费”的假烟制造商黄老板。

　　曾金福1998年起就在潮汕一带为当地政府部门做打假线人，在同行中资格较老，因此地位也较高。

　　这个黄老板也是与他“不打不相识”，曾金福曾先后两次向普宁市某部门举报过黄的假烟窝点，共得到线索奖励7500元。就在第二次举报的当天，曾金福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小曾，下次我请你吃饭。”他大吃一惊：黄老板怎么知道是我举报的？！

　　2004年3月的一天，此前与曾金福一起去打击黄老板假烟的那家执法部门的一名队长介绍他们两个“做个朋友”，

　　两人互相交换了手机号码，此后，黄老板约曾到一家酒店，送给曾金福5000元，说是“喝茶费”，到了6月又给了曾金福3000元“喝茶费”。曾金福与黄老板彼此心照不宣，他恪守道规，此后虽然多次掌握黄老板贩假线索，却再也未曾举报。

　　为表示与曾金福的“真挚友谊”，黄老板提出要他推荐一个亲戚来给他押送运输假烟的货车，月薪5000元，至于曾金福的一份报酬仍然照付。

　　这是明摆着的一个肥差，曾金福安排给了他的妹夫龚某，“妹妹以前在老家生活很艰难，我就把妹夫带进了这一行。两个人并肩打天下。”

　　但妹夫却暗地下了套，想的是谋取曾金福在线人圈中的地位和利益。他在给黄老板押送假烟时偷偷向当地执法部门举报，拿到了5000元奖金，致使黄老板损失数十万元。而就在黄老板与曾金福竭力追查谁是泄密者时，龚某对黄老板说：“曾金福不厚道，拿了你好处费还举报你。”

　　龚某还挑唆黄老板给与曾金福有“业务关系”的其他老板都打了一通电话，说曾不守道规。曾金福查清真相后倍感心痛，他立即召集人手逼令龚某离开潮汕。

　　龚某很快从潮汕消失，曾家兄妹自此闹翻。曾金福又找到黄老板澄清真相，并要求对他所受的砍杀予以赔偿。

　　黄老板指天发誓否认自己与砍杀有关，但他却多次表示愿给曾2万元医疗费。曾金福不答应，提出至少3.5万元，被黄老板拒绝，两人交恶。曾金福出入开始小心翼翼。

　　“打假部门曾送了我1000元慰问金，我要他们保护我，但他们说我踩点打假属于个人行为，责任自负。”

　　9月13日深夜，曾金福在一个姓王的老板家做客，王老板突然提出要带他到另一个村子，这引起了他的警觉，行至半途，他想办法下了车，犹如惊弓之鸟跑回住处，吩咐妻子赶紧收拾行李，带着两个孩子连夜逃回江西老家。

　　高速公路上，曾金福看到一辆面包车一直紧跟着他，这辆车子两次超车停在前面候着，他透过车窗看到车内有7个中年男子，都是戴着墨镜。

　　直到曾金福一家进入宁都，那辆形迹可疑的车子才掉头返回。曾金福吓出一身冷汗，自此未敢再踏上潮汕一步，他的线人生涯自此结束。

　　曾金福觉得很没面子，他听说自己逃回老家后，妹夫又与黄老板勾结在一起，这更是令他郁闷。

　　他指着胸口说，如果不是这里堵得慌，我断不会见你，潮汕打假线人的内幕也断不会为外界所知。

　　“这也是一种报复。”他掐灭了手中的烟头。

　　初次试水

　　宾馆楼下停着曾金福的白色桑塔纳，那是他在潮汕花2万多元买的二手车，已经很旧，车身的白漆剥落了很大一块，前面的保险杠也耷拉着，车门很松动，打开它的一瞬几乎觉得门会掉下来。

　　在这个贫困的小县城，这部“老爷车”还是很惹眼。但曾金福却依然感叹生活拮据。他的家在宁都县城60公里外的洛口镇洛口村，记者提出要去看看，他点起烟良久不语。“穷！就两间土坯房。”他面露难色。

　　赣南已经进入雨季，一连下了一个星期的滂沱大雨，车子飞驰在通往那个小山村的路上，两边不时看到被洪水淹没的良田，车内，曾金福在吞云吐雾中追述着他7年的线人生涯。

　　一切皆为穷所迫。7年前，25岁的曾金福在小山村实在呆不下去了。80多岁的老奶奶去世，老父又重病在身，还有1万多元外债。

　　“家里4亩多地，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为谋生计，他找县委书记讨工作，然后被安排到宁都县城一家木材厂当木工，但他嫌月工资400多元太寒酸，没多久就辞职了。

　　他又与姨父一起到潮汕地区贩运假烟、假洗发水，“一件假烟(50条)在潮汕进价440元，拉到宁都可以卖到750元，很有赚头。”

　　他本想就这样干下去，但才贩卖了两次就被打假部门抓住了，“损失了20多件假烟，亏了1万多元。”讨债的人整天跟在屁股后面，于是这一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带着妻子、妹妹背起行囊钻进了一辆卧铺车，8个小时的颠簸后，他们到了汕头。

　　他先在一家射箭俱乐部当保安，3个月后又与妻子、妹妹跳槽到了潮阳区和平镇中寨乡一家织布厂。这实际上是一个假烟制造窝点，规模很大，有100多个工人，3台卷烟机、1台包装机，每天至少生产500件成品假烟。

　　“假烟利润很高，老板一天可以净赚5万元，我们的工资也不低，我参与包装、打烟丝这类体力活，月工资有1000元，老婆和妹妹做的是捧烟等轻松活，每个月也有800元。”

　　老板买了一部奔驰车，这种阔绰令曾金福羡慕不已，但他对自己的工资待遇已经很满足，时常在老乡们面前夸耀自己吃住不愁。

　　这种满足感很快被击溃，一天他听说一名同样来自洛口镇的老乡李小东靠向政府举报造假信息，一个月挣了十几万元奖金，两年下来已经积累了近百万元收入。

　　90年代末期，福建云霄曾是国内最大的假烟制造基地，遭到政府的强力打击。假烟企业逐渐大规模转移至潮汕地区。假冒红塔山、白沙、红梅等烟草源源不断从这里流向全国，当地政府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推出奖励政策，号召社会各界举报打假线索。

　　“打工就算累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曾金福想举报自己的老板，但遭到妻子的拒绝，“她认为这样做太不厚道！”3个月后，他不顾妻子的竭力反对，离开了工厂，毅然要走李小东那条致富路。

　　他整天寻觅造假信息，不久，一个老乡透露其妹妹所在的普宁市占陇镇有一个假烟厂，厂房是用竹子和油毡纸架起的一个棚子，里面有3台卷烟机，每天生产成品假烟400件。

　　他立即举报给烟草专卖局。“这是我第一次做线人，执法时我去了，吓得屁滚尿流。”他一直躲在执法车里不敢露面，收队后，要求执法人员将他送得远远的，下车后就一路狂奔，生怕有人跟踪，10多分钟后才拦了部出租车回到住处。

　　举报一台卷烟机的奖励费是1万元，曾这一次一共领到了3万元奖励，他兴奋不已。“我又举报了3个假烟窝点，至少有10台卷烟机，我以为一下子要发大财了，但我大清早举报，他们下午才行动，结果只打了一个点，另两个老板听到风声跑了。”

　　曾金福放缓车速，摇开窗户，奋力将烟蒂吐出窗外，说：“我的线人生涯自此开始。”

　　逐利为先

　　1998年9月，曾金福决定举报那家织布厂，这一回妻子与妹妹再没反对。他找到了汕头市质检局的杜科长。杜科长带了6个人去打假，但老板叫来了很多人，一边，100多个人将杜科长几个围得水泄不通，另一边，厂里的卷烟机被迅速转移。

　　双方发生了激烈对抗，最后在刑警队帮助下，只收缴到了1台卷烟机，杜科长的眼睛也被打伤。曾金福没去现场，事后他从质检局领到了1万元奖励，“质检局将卷烟机送到一家正规烟厂，但老板又买了回来，当天晚上就恢复了生产。”

　　一台卷烟机60余万元，尽管损失惨重，但老板并不知道幕后线人是谁，曾金福的妻子与妹妹仍然在假烟厂工作。他又举报，这回企业已经转移到2公里之外的一个窝点，“假烟厂一般有几个窝点，都是些棚子，一个地方被发现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曾金福对内幕了如指掌，他举报给广东省有关部门，但对方回答，等到多个线人的举报线索汇集到几十台卷烟机时再行动，“但那样执法，各老板会通风报信，打的少，跑的多。”

　　于是他又重新举报给汕头市有关部门，“行动了，但说只打到了半台机子，给了我2000元线索费，而我知道那家厂有4台机子。”

　　曾对这个收入很不满，并怀疑打假办故意放了老板一马，于是决定以后与省部门合作，因为后者开出的价码更高：举报1台假烟机，奖励2万元。

　　只有小学文凭的他，脑子却十分灵活，迅速摸到了线人一行的门道。受他的影响，妻子、妹妹也都辞职做起了线人。曾金福开始整理潮汕地区各打假部门的联系方式，并寻求与联合利华、宝洁等公司合作。

　　他发现，汕头制假主要集中在潮南区，其中胪岗、成田、田心、沙陇等地主要制造假烟、化妆品，两英等地则主要制造香皂、洗发水、牙膏等日用品。而那些产品被假冒的厂家也开出数目不等的奖金换取线人的支持。

　　“与政府部门相比，这些公司更慷慨，随便打一个造假点就会给好几千元，只要窝点有货，1000元底薪，然后，按件提成，一件成品3元。”

　　曾金福身边的赣州老乡很多都在造假的厂打工，他就发动他们提供造假窝点的线索，“线索80%都是老乡提供的。我拿到奖金后与厂里的内应对半分成。”

　　曾金福说，现在一台卷烟机每天产生的利润已经增至三四万元，而每个造假点往往都有三四台卷烟机，一般而言，造假点被打击后并不会消亡，很快就会恢复元气，因此那些老乡可以继续在假烟厂切烟丝挣钱，谁都乐意搞背后动作，拿双份工资。

　　1999年5月，老乡小张提供线索，说他妹妹所在的汕头某日用化工有限公司大规模生产假冒舒肤佳、联合利华等名牌产品。曾金福获悉后，联系联合利华公司打假专员吴光，并带领吴光踩点。

　　5月底的一个晚上，吴光找当地一些法警到该厂打假。刚一进厂，工人就突然熄灯，用麻袋套住他们，暴殴了好几分钟，致使吴光一身瘀伤，左手中指断损。

　　此后，联合利华公司改派另一个打假专员单某和曾金福一起打假。曾和小张的妹妹里应外合，多次掌握汕头这家公司制假售假的线索，但是从1999年6月到1999年9月，单某先后请求多个执法部门打击，均因消息泄漏而失败。

　　当年9月，单某直接沟通广东省公安厅调集异地警力埋伏在汕头一家宾馆，次日深夜，曾某接到汕头这家公司已经装好模具开始生产假冒联合利华产品的消息，带领警方来到该厂，现场缴获两台德国进口机器——每台价值800多万，甚至比联合利华公司现有的机器还先进。

　　这一次，制假老板马某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而曾金福和张氏兄妹6次参与联合利华公司打假行动，一共获得1万元奖励。

　　曾金福说，一年下来，除去吃用开销，至少能存余几万元。他在潮汕打假线人圈子中很快成名，很多人都认为他不简单。“那时候，一些打假部门的工作人员过年时还得给我红包，请我不要把某些企业的造假线索提供给别的打假部门。”

　　此时，越来越多在潮汕一带打工的江西人，尤其是赣州宁都人，都意识到打假是一条发财之道，他们“亲帮亲”逐渐加入线人队伍。

　　曾金福说，鼎盛时期这个群体多达六七百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宁都县的洛口、对坊、东韶等乡镇。

　　1999年时，线人这个群体还未浮出水面，曾金福和他的老乡们都各自为营。但很快，大家的身份纷纷暴露，从造假老板到打假部门，凡是假货的利益相关环节都知道了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

　　线人嬗变自此开始。-

　　车到宁都县洛口镇时雨也停了，街道上隔几米就是一些光着膀子纳凉的人。一家小超市门前，曾金福将车熄了火，“小东！”他喊道。店内立即探出一个脑袋，正是李小东，他在一次踩点时被人发现，惨遭毒打，此后很快退出江湖逃回老家，用做线人的积蓄在洛口镇开了这家超市。

　　李小东被认为是第一个受到威胁隐退的线人，他淡淡一笑：“那是2000年。差点被活埋。”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很平静，然后就是沉默。

　　几经生死

　　“线人现象”暴露后，当地一些老板纷纷清退江西籍尤其是赣州籍工人，生怕被潜伏的内线举报。

　　制假者开始处处提防线人，曾金福们的打假行动遇到很大挫折。他们索性走向明处，买来摩托车直接跟踪造假者运送假货的车辆。

　　曾金福与另外3名老乡赖六保、刘建华、黎绵德组成了一个打假行动小组，4个人分乘2辆摩托车，在潮汕地区到处寻找假烟厂的蛛丝马迹。

　　那一天，刘建华在潮南区胪岗镇上厝村发现一辆小六轮车在一个小巷子里装烟丝，刘当即电话告知曾金福车牌号码，随后，曾金福等4人开出两辆摩托车在两个点守候，并换位跟踪。

　　车至普宁，六轮车司机发现被跟踪，将车在一个小学后面停了五六个小时，曾金福他们决定守在路口，每半小时换一个人前去探察动静。

　　当晚11点左右，“烟丝车”发动，曾金福等4人远远尾随跟踪，但跟到普宁里湖镇时，曾突然发现有3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跟着他们。刘建华、黎绵德迅速溜走，赖六保则乘着夜黑拼命跑到附近的山上，曾金福来不及躲避，被3个人拦住，对方持着枪，上来就是两个耳光，曾一下子傻眼了。

　　“他们要搞死我，我说大家都是为了发财，不如分一碗饭吃，再说，我3个老乡已经跑了，我要出事了，他们肯定会报警的。”曾金福的这番话起了作用。

　　“逃回住处后我觉得不甘心，这时另一个姓卢的老乡出点子，给老板写信，要么雇我们押车，否则就举报，老板后来答应每个月给我们1万元，但这个老乡却暗算了我们，把押车的差使独吞了，还帮助老板换了运输线路避开我们。”

　　被枪顶在脑袋上的遭遇，其他线人也多有经历。曾金福说线人的脑袋是挂在裤腰带上的，虽然他们和当地打假部门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合同。

　　曾金福后来应聘至一家调查公司，基本工资2000多元，其余的按打假业绩提成，收入比较稳定，更重要的是有了保障，单位为他投了保险，如果工作时遇到意外，公司也会负责。

　　但是他发现窝点后，必须请当地执法部门帮助打假，并凭借现场查获的假货清单和封存资料去公司领取奖金，为此，他和潮汕一带的打假部门常打交道，有时还得“意思意思”，由此也认识了不少部门的工作人员。

　　起初他不必随执法部门进入造假窝点打假，但后来却要亲自进去拍照取证，因为有好几次执法部门统计的假货清单与他事先掌握的情报出入很大，而这直接关系到他的收入。

　　“有一次我举报了一家假烟厂，后来打假部门给了我2000元奖金，可我问那家厂里向我提供线索的四川工人，他说没有人来打过假。”

　　这家公司专门为外资企业打假，打掉1台卷烟机，外商奖励公司10万元，线人再从中提成4.5万元。因此，线人们不再把线索给当地打假部门，打假部门为此曾将1台假烟机的举报金由2万元提至2.2万元，却没有线人合作，再提至3.4万元，还是没用。

　　曾金福说，主要是因为线人担心与一些部门合作有风险：一怕被出卖，二怕好不容易发现的线索被泄漏出去。“个别打假部门人员接到我们举报后会打电话给造假者，说今天又有人来举报了，你知道那些老板背后怎么说？‘爸爸’打电话来了，要钱！”

　　那家调查公司后来因为受到一些阻力，又加上经营不善而倒闭，曾金福干了不到一年，又不得不回到老乡们中间。“打假部门的举报金又从3.4万元降到了2.2万元。”曾说。

　　此时，六七百名线人也团结起来，他们中的一大部分集中住到潮阳区和平镇的乐天渔港，这是一栋5层建筑，有近200间房，这家酒店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被人承包转租做宿舍。

　　“线人原先分散居住，容易有闪失，现在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一些被举报的老板常来这里辨认举报自己的线人，但就是不敢胡来。”曾金福说这番话时没有掩饰那丝得意。

　　记者后来去了乐天渔港，尽管他竭力反对。这是后话。

　　分帮结派

　　出了镇往北，不久就可以远远看到村庄。下午的一场大雨使得乡间小道变得异常泥泞，车轮打滑，一不留神就会冲进路旁的池塘。

　　他的家果然很穷，两间土坯房据说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这种房子在雨季很容易坍塌，屋后另一家的土房已经坍塌，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让曾金福对自家的房子忧心忡忡。

　　曾金福的一双儿女看到父亲开车回来，还带了一个背着照相机的人，很是兴奋，围在我们面前做鬼脸。不到20平方米的主屋用木板隔为上下两层，上面储藏粮食，下面是卧室，隔板低得有种压在头顶的窒息感。孩子的床铺紧挨着夫妻俩的，这两张床差不多就占去了房子的大半个空间。

　　门口是那辆陪伴他出生入死的摩托车，这是一辆三菱进口车，虽然有些破旧，但据说发动机性能还很好。曾金福得意地说：“要跟踪运假车，非要性能好的摩托车，就这车，在洛口很少见，一般都是那种黄壳子的国产小嘉陵。”

　　记者的到来在小村引起不小的波动，在以前的采访中，一般这样的闭塞山村，村民看到某人家来了“衣着光鲜”的城里客人，往往会好奇地围过来，然后憨厚地冲着你笑。

　　但是这里不然。老乡们站在曾金福家附近，隔着10多米的地方一边望着我们，一边小声议论着。曾金福也变得不太言语，只有回到屋内才会说上几句。

　　2003年的时候，曾金福的命运发生了转机。“帮企业打假的线人，在发现窝点后必须请当地打假部门执法，然后凭打假部门统计的假货清单去东家那里领取奖金，但问题是，不是说线人举报了，打假部门就一定会行动的。”

　　而曾金福却在多个打假部门中都有熟人。一些线人就找曾金福帮忙去“熟人”那边疏通，作为回报，他会从那些线人口中分一杯羹。

　　渐渐地，他竟然成了线人圈子中的一个小头目，手下有二三十个线人，所有人发现的制假线索都汇总到他手里，然后由他出面请打假部门执法。

　　曾金福的收入开始明显增加，他们还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打假经验，比如假洗发水厂，周边往往香味很浓，他们会化装成收垃圾的、卖小百货的，跟踪从这些厂内出来的垃圾车，然后从垃圾中寻找线索验证是否是在造假，推测造假的规模。

　　对假烟厂则要动些脑筋。为防止被线人举报，假烟厂往往将切烟丝的作坊与包装车间分设两处，打假者必须跟踪运烟丝或成品烟的货车，找到制假厂的藏身之处。

　　曾金福说，一般切烟丝的工厂凭嗅觉就能发现，因为周边往往烟草味很浓烈，这是无法遮挡的。有经验的线人，甚至可以从运送烟丝的货车大小判断出假烟厂的规模。

　　他们一路跟踪这些货车，“假烟厂在夜里生产，每天早上可以看到一批打工的人红肿着眼睛下班吃饭，如果这些人集中出现在某个地方，而且身上有烟丝的味道，就可以断定附近有假烟厂，根据工人的数量就知道假烟厂的规模。”

　　但不久制假者又想出了对策，“他们在工厂附近的道路上派人把守，甚至安装摄像头。一旦发现后面有摩托车跟踪，货车就开始兜圈子。”

　　经常，曾金福他们跟踪一部货车四五天还是不能找到假烟厂，“我们就雇一个老乡的出租车，结果成功地打了好几个窝点，但很快那些老板就找人把老乡的出租车砸烂了。”曾金福买下了这辆二手桑塔纳轿车方便跟踪。

　　线人跟车渐渐公开化，曾说，第一次打假时怕被人打死，后来经历多了就麻木了，不怕造假者知道是他举报。

　　这一年线人陡然多了100多个，因为假烟厂很多，在个别乡镇一家挨着一家，一些赣州民工懒得再在厂里打工，纷纷投奔乐天渔港的小头目，甚至还有人从宁都老家特意跑来。

　　因为胆子放开了，曾金福发了，手下人都在跟踪货车，一个月可以打到四五台烟机。

　　跟车是需要经费的，头目们往往都会很讲义气，先借给线人一些费用，时间一长，连潮汕当地的一些人也会向曾金福提供线索。

　　有时候线人也会要求头目带他们去洗脚、唱歌、吃饭，当然由头目结账。这种合作调动了打假线人的积极性，效果比单独行动好得多。

　　如数家珍的曾金福显然对这段“光辉岁月”很是怀念。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以来，在这数百名“线人”的协助下，烟草专卖部门在普宁、潮阳两地成功打击收缴300多台非法卷烟机和大量的假烟成品、半成品。

　　这时候天快黑了，站在他家边上远远观望的那些村民没有散去的意思。曾金福似乎有些迫不及待地推出摩托车送记者回宁都城，在路过洛口镇一家崭新旅社时他有点悻悻地说：站在门口的那位姓郭，是现在乐天渔港里较大的线人头目，这栋房子花了30多万元。

　　郭一手叉腰，一手夹烟，他的身边是新买的轿车，乐天渔港的线人头目几乎都是洛口镇的，而且多数已经在洛口镇买下了二三十万元的商品房。

　　郭的身边恭敬地站着几个邻居，他们的神情中对这位荣归故里的新贵充满羡慕。

　　乐天渔港

　　曾金福对记者前往广东乐天渔港的计划竭力劝阻。他说，一旦身份泄露，你随时可能“消失”。看到周刊记者仍然“一意孤行”，他很讲义气地表示：我和你一起去，请个熟人照应你。

　　这个熟人是潮汕一带一个派出所的，曾金福和他通了电话，大意是一个朋友要去那里打工。但电话打完，曾金福面露难色，因为熟人劝他不要去。曾金福果然没有同行，也没有告诉他手下线人的联系方式。不久前，那个线人曾与一个记者有过接触，虽然报道最终没有刊登，但当地一些老板已经找那个线人“问过话”了。

　　乐天渔港就在潮阳区的和平镇，外观并无任何异样，靠马路的一边，每个窗户下都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像极了工厂的宿舍楼。渔港的一楼并未做宿舍，而是出租给了一些商铺，一些人赤膊上身，穿着大裤衩在台球室打球。

　　大楼本来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被老板封成一个单间出租了，现在是一家小餐馆，另一个出入口停满了楼上住户的摩托车和自行车，显得有些狭小。

　　似乎并不是很多乐天渔港附近的人都知道这栋楼里的秘密。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很漠然地说：住着一些江西人，反正不是干什么好事的。

　　进出乐天渔港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困难，确切地说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只是每个楼层都安装了铁丝网，加上心里有些担忧，感觉像进了西方电影中的监狱一般。

　　楼里住着近200个打假线人，绝大多数都是宁都县洛口、对坊、东韶等乡镇的，也有少数来自贵州、四川、湖南一带。

　　天热，楼里空气有些浑浊，一些房间里围着一些赤膊上身的男人打着麻将，电风扇呜呜地吹着。

　　线人当中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最大的不会超过50岁，一部分人是拖儿带女的，还有一部分是三四个人合租一间。

　　这里的房租很便宜，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在二楼每个月也就是450元左右，三楼是350元左右，到了四楼减为270元，而五楼则只有180元，大概这也是吸引线人到来的一个原因。只是五楼在顶层，夏天较为闷热，所以一般的线人不太愿意住。

　　遵照曾金福事先的叮嘱，记者没有在楼内过多打听，也没有拿出相机。线人们大多出去找线索了，留下的这些应该都是些头目，曾说过，头目给手下分好工后，就开始吃喝玩乐，他自己那两年就不太出去“踩点”，靠手下回报的线索，协调打假部门行动来挣钱。

　　倒也没有线人对头目这种行为不满，“他们暗地寻找线索，我公开举报，所有生命风险压在我身上，因此平分奖金很公平。”曾金福说。

　　在和平镇的另一个地方还住着另一个头目的十几个线人，和平镇谷饶路口的粤海旅社也住了20多个线人，各线人组织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线人都能靠打假致富，线人往往要垫付大笔的交通、吃住等费用，而每次举报后所得的奖金又要与人分成，因此有些线人甚至入不敷出。

　　曾金福说，发财的多半还是头目，他们中有人被线人称为老板，而线人有相当部分一年下来所赚无几，“他们中很多人喜欢打麻将、吃喝玩乐，所以打假赚的钱在口袋里留不热。”

　　但并没有人想重回工厂踏踏实实挣钱，曾金福坦言：其实就是好吃懒做。靠打假挣钱来得快，自由，不像打工那么累。天热了、下雨了，可以躲在渔港打麻将，睡觉，缺钱了就出去找线索，很随意。如果打到一台烟机，就可以够大半年用。

　　5个女人

　　乐天渔港附近有上千家造假企业，从假食用油到假药、假奶粉，从假洗发水到假电池、假影碟机，真是“琳琅满目”。

　　渔港的男人们日落而作，日出而息，每天下午醒后就三五结群聚在楼下，要么打台球，要么打麻将，要么和女人们调侃。到了傍晚就三五一群跨上摩托车，轰然而去，往往一部摩托车上都坐着两个人。到了凌晨，男人们又开始陆续返回，楼下空空的车辆停放点也渐渐被一辆辆满身尘土的摩托车停满。

　　附近的居民说，曾经有一些线人摆酷，一身的青衣黑裤，好似电影中的古惑仔，所到之处，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因此，虽然一些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也有些反感。据说，曾经有一个线人在晚上骑摩托车外出，和另一名开摩托车的本地男人相撞，对方爬起来后打了他两个耳光，这名线人给当地的一个执法部门的领导打了电话。结果警察来后，本地人赔了线人1500元钱，并请了一顿饭。

　　对于这个故事，曾金福后来竭力否认，他说线人扰民甚至依仗与当地有关部门的关系狐假虎威纯属捏造，“当然，的确没有当地人敢惹我们。”

　　乐天渔港里的女人其实并不少，有些是“性工作者”，更多的是线人们的妻子。女人们过得很舒适，男人们出去寻找线索时，她们就在家里带小孩、打麻将，整天穿着睡衣在楼道里闲逛，到了时间就洗菜烧饭等老公开着摩托车回来吃饭。乐天渔港附近一家发廊的女老板谈及这一点时有点酸酸的味道：“谁让人家老公有本事呢，不像我们……”

　　有5个女人却是乐天渔港线人中的“女中豪杰”。她们都是30多岁，昔日都是农民。与男人们打假的方式又有不同，她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每天清晨，这几个女人就或单独或结伴骑着自行车离开乐天渔港，她们要寻找的目标是那些男人们不屑于去打击的手工包装香烟点。由于屡受打假部门与线人的冲击，制假老板甚至在自己的房子里挖地下室来躲避线人。

　　潮南的胪岗镇有很多手工包装香烟的点，基本都是在一些居民区里。这些点的任务是将外界送来的烟条加工成成品，包装成条，但是由于老板不管饭，中午也不让工人回家，因此工人一般早上在家吃完饭，然后带着饭盒去厂里。这些工人又以胪岗当地人和福建云霄县的人为主，动作快的人可以一天做到4件，每做完一件假烟得到15元手工费。

　　乐天渔港的女线人们就跟踪带饭盒的工人，一路尾随找到包装点，然后画张地图交给各自的头目，由头目去向有关部门举报。曾金福介绍，打到一个包装点，政府会奖励线人500元至1000元不等。男线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小闹闹”，浪费时间，挣的钱又不多，即便自己发现了这样的线索，也只是交给这些女人去摸底。

　　女人似乎永远比男人有耐心，曾金福说，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曾经一天打了3个手工加工点。

　　当然，危险对于女人们同样存在，不过造假者一般不太对女线人下手，曾金福说，有一次一个女线人踩点时被发现，对方冲上来甩了她几个耳光，把自行车没收后，警告了她几句就放了，“要是换成男线人被抓了，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从乐天渔港一些人上下打量的眼光中可见，记者这个戴着眼镜的陌生人已经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这里的危险静悄悄。离开宁都后，曾金福一直打电话问记者有没有去乐天渔港，而我从没有给他正面回答。事实上，一些迹象表明，有记者出现在洛口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乐天渔港。

　　然而，告密者并非曾金福。

　　后来终于明白那天在洛口村，为什么那些村民如此奇怪地盯着我们。就在那天傍晚，曾金福迫不及待送记者回城的路上下起了滂沱大雨，当晚，曾金福没能返回山村，留在记者入住的宾馆。他说，现在的打假线人已经倒戈，变为了造假者的爪牙，而且多半已与当地黑恶势力联系紧密，这也正是他后来再三提醒记者如果去乐天渔港一定不能暴露身份的原因。

　　乐天渔港的线人中大约有100多人来自洛口镇，而曾金福所在的那个村庄，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数个打假线人：李永平、李福生、赖建华、李建民等人。曾金福当时显然故意对我作了隐瞒。那天，远远观望的人中正有赖建华的妻子，她刚从乐天渔港回来，应该就是她将记者在洛口出现的消息传至了乐天渔港。

　　集体嬗变

　　2003年8月10日，乐天渔港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29岁的李永平与27岁的老乡邱新荣在普宁一个假烟制造窝点“踩点”时被活活打死。

　　当天下午5点左右，李永平、邱新荣与另一名线人李秀明到普宁市军埠镇大长垅村一烟草制假点摸情况。他们俩骑一辆江西牌照的幸福125摩托车到了军埠镇。而后李秀明开摩托车在附近陈店镇接应，邱新荣、李永平则叫了两辆当地“拐的”，往制假点靠近。

　　为防意外，3人约定每20分钟通一次电话，一有紧急情况，马上拨手机喊人。5点20分，李秀明打了一个电话给邱新荣，邱说没问题。孰料只过了5分钟，李秀明的手机突然响了，只听见邱新荣在叫：“天啊！有人打我……”随后就断了线。

　　李秀明马上发动摩托车往大长垅村赶去。路上，他看到一辆很旧的六轮货车装满了假烟丝，停在假烟厂旁边。一伙人发现他骑的摩托车是外地牌，恶狠狠地骑着摩托车追来，他赶紧掉转车头逃命。

　　车速打到了每小时80公里，李秀明听到身后“砰”的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原来是追他的一辆摩托车撞倒了一位骑车路过的妇女。五六辆追车停止了追赶，李秀明躲过一劫，马上报案。但是，警方赶到时，邱新荣浑身是血，早就没气了，李永平还有点出气，嘴里不停地吐血泡，不久也气绝而亡。

　　就在李永平倒下的地方，两边布满了油毛毡窝棚。这些都是当地的家庭小作坊，窝棚门一关，干什么的都有。他们踩点的那个窝棚后面有一个后门，门边，烟囱伸向了一个地下水池，那是为过滤烤烟时的浓重气味而设的。而在窝棚后烟丝堆得像小山，警方当场抓获装了假烟丝的货车3辆。

　　两年过去了，李永平之死引起的线人身份的激烈讨论早已平息，线人家属还曾就此与当地打假部门对簿公堂。

　　李秀明曾经表示“吓破了胆子，再也不敢留在和平镇做线人了”。但记者得知的消息是，他现在仍然在乐天渔港做线人。

　　李永平的家也是泥土堆砌的，一贫如洗，没有任何电器，63岁的老父亲李茹良坐在门槛上，望着屋前的池塘发呆，李永平做了3年线人，死后父亲才知道他做的是这种“拿脑袋玩的差使”。

　　丧子之痛依然没有抚平，李永平死后，家人共得到11万元左右的赔偿，但据说他的双亲一分钱也没有见到，全被他的妻子拿走了，她在拿到赔偿金不久就带着5岁的儿子离开了，又据说已经改嫁，就在洛口镇上，但李家没有一个人得到消息。

　　李永平的死是这个家庭的转折点，对于乐天渔港而言有同样的意义。他的惨死对其他线人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加速了他们的嬗变：一部分投奔造假者，一部分开始收敛，只要造假者给钱就不举报，还有一部分退出了江湖，乐天渔港的线人骤然减至两三百人。

　　其实，早在2000年，也就是线人现象刚浮出水面不久，潮汕一带的线人就已经开始与造假者“握手言和”。

　　曾金福说，一次潮南区某打假部门的一名股长请他吃饭，席间进来一人殷勤作陪。酒过三巡，股长介绍说这就是吴老板。他的日用品厂持有合法执照，但私下却生产假冒舒肤佳等产品，曾金福之前曾带执法人员去过该厂，但未抓获现场证据。

　　吴老板借酒向曾金福“交心”，说我找你好苦哇，今天我们是兄弟了，以后你要多多关照。吴老板的见面礼是4条中华香烟和5000元钱。

　　曾金福说，打假圈子中稍有名气的头目都曾在个别打假部门工作人员的牵线下坐到了制假者的宴席上。曾金福把线人比作狗，把打假职能部门比作猫，而制假者则是鼠。三者的相互联系是狗发现老鼠，然后通知猫去抓鼠。职能部门如果知假不打，线人可能通过媒体或上级部门投诉其不作为，然而如果有些部门有报必出，个别打假部门工作人员与制假者的地下利益交换就会受到冲击，因此猫和鼠不得不“分给狗一杯羹”。

　　线人们每天依然要去跟车寻找线索，但举报已经变为了他们领取造假者封口费的筹码。造假老板开始给线人头目进贡“茶水费”。起初的做法是，发现线人跟踪，老板打电话给头目：你的线人跟了我的车，叫他撤回，过几天请你吃饭。后来老板索性让头目派出几名线人帮助押送运假烟的车，薪水每人每月5000元至1万元不等。这些钱每个月由老板交到头目手中，再行分配，线人由此受到头目约制。

　　押车的线人深知打假线人跟踪、联络和举报等工作方法和流程，很容易发现同行的行踪，如果有其他打假线人跟踪，他们会立即向这些“同行”说明这个制假老板是他们的保护对象，劝他们以后不要再跟，同时还会送给这些打假线人两三千元的辛苦费。

　　“老板都在尽力结交更多的线人，如果被举报了，损失是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而线人几千元就可以打发，老板们都会算账。”曾金福承认和其他头目一样，他也有几个老板每月至少进贡数千元的“封口费”，这比举报费来得更多、更快，而且更稳定，更安全，线人们纷纷倒戈，做起保假者。

　　线人很快完成打假方向的调整，围攻没有提供封口费的制假老板。往往是，头目派出几个线人一路跟踪那些不开窍的老板的货车，交给货车司机一张字条，嘱托老板过几天打个电话聊聊。

　　被盯上的老板当晚就会乖乖发出邀请函。这样，请线人押车、给头目“封口费”逐渐成为行规。曾金福说，大家本来就是为了挣钱，当然这样的做法和流氓敲竹杠没什么区别。

　　曾金福说，一个假烟厂每个月可能需要花费八九万元“打点费”，线人头目与制假者和谐相处，老板们可以免遭打击，头目的收入也飞涨，几个头目很快基本都买了轿车。

　　“乐天渔港有几个老乡，每天两包软中华香烟，不是进洗头房就是搓麻将，每天消费四五百元。”

　　彻底异化

　　曾金福一把将跟在屁股后面的儿子抱起来，挠他的胳肢窝，小家伙咯咯扭笑起来。李永平的父亲看在眼里，劝曾金福以后不要再到潮汕瞎混。

　　曾金福却心有不甘。他说，现在乐天渔港至少有4个打假线人头目与造假老板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手下既有保假者也有打假者，身份随时按照需要变换。“他们日子过得很好，每月有几万元收入。”

　　而潮汕地区打假线人的老大，据说是一姓刘的中年男子。他掌控了数十名打假线人，与多个制售假老板保持良好关系，去年一年就收取了数十万“封口费”。

　　老板恩威并举，警告头目收钱后不得再向政府部门举报，完成了制假格局的短暂平衡。但线人背后却互通信息，交叉举报对方背后的“冤大头”，“黑吃黑”，然后共分敲来的“封口费”。制假老板不堪其扰。

　　“怕你们，恨你们，想杀了你们，又不敢碰你们，只好联合你们。”这是一个制假老板对曾金福说的话。李永平的死留给活着的线人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造假老板不敢再轻易对线人下黑手，李永平一案枪毙了两个罪犯，把活着的造假老板也吓住了。

　　很快这些老板想出了新的安抚方式——让头目入股假烟厂。具体做法是，让头目一次性入股4万元以上现金，然后每月收获该笔股金80%的分红。这样，头目与造假老板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视厂为家，竭力为假烟厂扫除一切威胁。

　　这些经验丰富的打假线人反水后，对打假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障碍。他们帮助造假者订立了一套针对性颇强的制度，比如尽量少雇佣江西籍工人，在厂时间收掉所有通讯工具，甚至连妇女所用的卫生巾都交由保安购买，竭力切断厂内工人和外界联络。

　　来自汕头的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打假部门长期依靠的线人系统现在提供的制假信息，有多达80%是虚假信息。

　　记者在走访了李永平家后径直来到李福生家。仍然是土坯房。李福生因为参与造假已经在2003年11月被判刑3年，他的家人躲着不肯露面。

　　李福生的例子很典型，他原先是一个坚定的打假者，而且是一个线人头目，与曾金福合作过四五次。而李永平2000年之前在一家假烟厂打工了3年，正是受到他的影响才做了线人，成为李福生的手下。

　　李福生在2002年转为“保假者”，后来又在乐天渔港线人倒戈的大潮中与胪岗一个老板合作在东莞开假烟厂，入股4万元，每月领取3.2万元红利，并帮助老板建立了一套防范举报的制度。

　　曾金福说，潮汕制假特别是烟草制假的新格局已经形成。卷烟机原先60万元一台，现在降为20万元，只要安全运转一周便可赚回投资，假烟行业得以迅速发展。他补充说，潮汕一带的烟机比以前至少增加了70%，假烟业分工更趋细化，包装印刷、运输、贸易、销售、服务业更加成熟。

　　一组来自广东省烟草专卖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全省共捣毁制假烟窝点1213个，查获制假烟机676台，查获各种假冒卷烟12万多件。其中汕头查获烟机133台，仍居全省之首。

　　统计中说：“全省当年查处假烟窝点数量较2002年增加20%以上，比2001年增长6倍。”

　　利益争斗

　　记者在宁都县城见到了李福生的小舅子，他说李福生被捕完全是因为几个同为线人的赣州老乡的出卖。

　　赣州线人与造假者同流合污成为当地打假部门的绊脚石，烟草专卖局表示，只要抓住赣州人入股的假烟厂，1台假烟机奖励举报费10万元，一定要对赣州线人给予震慑、以儆效尤。

　　很快，受利益诱惑，李福生的行踪被老乡举报了。这件事在乐天渔港炸开了锅，一些头目吸取教训，行踪变得诡秘，备用三个手机，一个专门与造假老板联系，一个专门与线人联系，一个专门与打假部门联系。

　　线人变为造假者爪牙后，内部常有暗算，“大家各为其主，我押的车被你搞了一下，给你封口费，但你又来找麻烦，老板那边没法交代，我就暗暗找人教训你一下。”曾金福说。

　　他说，有一个宁都线人被人用刀砍掉了两根手指，还有一个被打断了腿，都不知道是谁指使的。

　　老乡害老乡，搞得人人自危，彼此防范，“有些线人缺钱了，押车时打电话叫朋友来跟踪，骗老板的封口费。这些人都怕自己的头目知道，因此回到乐天渔港后言语很谨慎。”

　　赣州线人的内讧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零星发生。有一个叫曾连东的宁都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专门举报烟机而在两年内迅速蹿红，最高纪录曾经在一个月内打掉17台烟机，赚了30多万元。同时，他又是后来线人们“跟车打厂”的第一人。线人之间传闻，曾连东在两年内挣下了100多万。

　　他的成功引起了一个赖姓老乡的嫉妒，2001年10月一个晚上，赖某伙同两个潮阳人将曾连东绑架到一个酒店，并电告曾家要求支付50万赎金。曾连东表示如果放了自己，可以支付20万元，但被赖某拒绝。为逼他就范，3个人轮番用烟头烫他的脸。曾父闻讯后和江西4名警察，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包围酒店，才将曾解救出来。

　　赖某当时恰好外出，闻讯后潜逃。据说至今仍未归案。而曾连东经此一劫退出江湖，在宁都县城开了一家酒店，脸上的伤疤还是一块一块的。

　　李福生的事加剧了线人之间的分化，“谁都不知道谁是哪个老板的人，因此即便是亲戚，彼此之间也不再过多交流。”

　　“我打假100多次，打掉了60多个点，十几台假烟机，数百万元的假化妆品，没想到最后却被妹夫暗算。”曾金福说。

　　这种隔阂已经蔓延至线人们的家乡。2005年6月底的一个下午，记者又一次来到洛口村，赖建平的妻子断然否认赖在乐天渔港做线人。不远处，线人李建民的土坯房前已经长满了野草，李建民夫妇俩已经是多年的老线人，不久前16岁的大儿子又被他接到乐天渔港成为一名新成员。

　　再回到曾金福家附近时，赖建平的妻子和父亲正追在他后面用土话数落，曾金福有些尴尬，他告诉记者，赖家怨他不厚道，警告他不要搅了赖建平在汕头的生意。

　　在送记者出村的小路上，曾金福说他逃回宁都后，曾给黄老板打电话要20万元，因为他的手缝了17针，残废了。黄老板说要和别人商议，当天下午，潮南区某政府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称黄准备给6万元，问行不行。

　　曾金福不答应，黄老板发话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一分也不给你了。″曾金福自此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他花2万多元找宁都县城的朋友帮忙，让他们一旦发现有挂外地车牌、特别是广东车牌的车辆时留意。

　　瓢泼大雨又来了，曾金福一根接着一根抽烟，他在担心自己的安危。而记者想的是，李建民16岁的儿子在父亲的指引下会成为哪种性质的线人？乐天渔港的线人们将何去何从？

线人不可滥

　　线人不能普遍化，否则会加大社会的诚信危机，对社会凝聚力构成挑战。

　　剖析倒戈诱因

　　潮汕地区依靠悬赏举报的方式打击制假贩假，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倒陷入了打假线人与制假者合谋共同逃避政府打击的怪圈。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章友德教授分析了打假线人涌现的背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等领域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政府部门执政能力提出考验。迅速实现市场秩序的规范，成为这些部门赢得社会认同的最好方式。由此，必然促使一些部门采取不同寻常的方式，比如悬赏举报发动线人打入造假集团，以期将堡垒从内部攻破。

　　章友德说，有人喜欢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舍取来指责线人的行为，但忽略了线人出现的背景，那就是原有的道德观、集体主义观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进程中，已经受到极大冲击。人们变得比以往更务实，这个“实”其实就是个人利益的得失。我们可以发现线人几乎都是来自贫困地区，他们如何实现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到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打工成为一个出路，而到造假企业打工，获利更多，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线人在成为打假线人之前是造假企业的工人。

　　他们中的一批人较早意识到政府整治无序市场的决心，会在老板与政府之间做权衡。他们与政府合作以避免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受到损害。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政府有这个需要，另一方面与打工相比做线人收入更高，而后者对他们更重要。

　　章友德认为，当道德号召力抵不上经济诱惑时，政府用悬赏方式是一种现实环境下的现实选择。但一些部门的认识误区在于，他们本身就认为线人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所以对线人并不认同，也就导致对线人的保护缺失，甚至出卖线人。

　　他说，相对造假者与打假部门，线人是最理性的，他们的一切转变，都是基于环境变化作出的现实选择。当初举报造假，你不必骂他吃里扒外，或者把他拔到多高的思想境界加以褒扬；对后来的倒戈，在否定的同时，也应有一些客观的理解。

　　造假者清楚地知道，线人需要的只不过是钱，因此他们会用更大的利益收买线人。经济利益的地方化、部门化，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利用线人在短期内收到整顿效果之后，开始“约束”线人，防其“搅局”，甚至在线人和造假者之间牵线搭桥。这样的做法对线人产生了误导。更多的是，一些部门预先对线人贴上了“非公德心”标签，由此，在维护线人安全、兑现承诺方面大打折扣。

　　这些认识和做法，直接使得线人对这些部门失去信任，在造假者利诱之下作出二次选择，权衡经济利益与个人生命安全后转为保假者。

　　线人不能普及

　　把视线移至打假外，可以发现线人正出现在走私、贩毒、污染等越来越多的领域。今年年初有人大代表提出在反腐败斗争中引入线人。

　　对此，上海政法学院法律与公共行政研究中心主任杨寅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剑走偏锋的方法，线人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

　　杨寅说，线人目前在国内出现较多的是在四个领域，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机关(法院)、侦查机关(公安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只有国家安全机关有发展线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院没有必要，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出于办案的特殊需要可以考虑，但行政执法领域最好淡化。”

　　他提醒，使用线人一定要谨慎，而且线人搜集证据的程序都应当合法。如果是行政领域的线人，就要厘清线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行政领域使用线人没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向线人支付的奖金从何而来？显然不是行政预算，往往是通过预算外的收入支付，很多时候违反了行政法规。“这样就容易滋生黑洞，我对行政执法领域出现线人基本持否定态度。”杨寅说，行政机关大量使用很多线人并非什么创新之举，反倒应该反思一些部门的执法能力。

　　他强调，有关部门还要对线人行为加以约束，不能随意侵害到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线人构成犯罪时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美国也有大量的线人活跃在一些领域，但他们很注重程序的合法性。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杨寅说。

　　在谈到越来越多的“新闻线人”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胜林说，新闻线人来自各个阶层，拥有不同资源，捕捉的新闻也更具广泛性和多元性，因而成为了记者的“千里眼”、“顺风耳”。但新闻线人良莠不齐，第一种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二种以报料为谋生手段，而第三种则心术不正，利用线人身份甚至打着记者的幌子借机敲诈，或泄私愤、报私仇。“这种行为实质与敲诈勒索并无二样，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也破坏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周胜林认为，媒体应承担起对新闻线人引导教育的责任。“记者应该有意识地引导线人用合法的手段挖掘新闻，并向线人灌输一些基本的新闻理念和新闻道德。”新闻线人“主观为私，客观为公”，媒体应加强对他们公民义务与公德心的引导改造，而非一味为钱“报料”。

　　悬赏弊端

　　章友德认为，用钱交换信息的方式，在无形中使公众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是政府的事情，于是就用手头掌握的资源与政府讨价还价。杨寅也指出，悬赏举报如果推而广之，将使得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公民义务更加漠视。

　　章友德说：“悬赏举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有关部门应该引导社会公众认识到，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所有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并积极参与进来。一旦线人普遍化，会加大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人人自危，对社会凝聚力也将构成挑战。”

　　他说，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政府部门要实现执政目标，履行对社会的责任，的确需要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但解决问题有很多方式，悬赏只是其中之一方式。

　　但这正是摆在一些部门面前的尴尬问题：似乎找不到比线人更好的方式。章友德说，我们目前实行的多是结果式管理，也就是说等到社会出现了造假、腐败等问题，而且已经是对社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后果的时候才会加以补救管理。

　　“不能总在出现后果时才用悬赏方式应急，要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有预知判断，从体制机制方面作出应对，防止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