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宣判和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一样，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施过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的事实，但不判定日本 政府需要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理由还是所谓的“国家无答责”，民众没有向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

　　日本731部队从1940年10月到1942年10月，先后6次在浙江衢州市、宁波市、湖南常德市进行细菌战，夺去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中国律师楼献在法院宣判后发表了3点声明：一、“7·19”判决是对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二、“7·19”判决使我们对日本法官的道德感深深地失望，日本法官已丧失了良知和独立性。从2004年12月15日东京高等法院驳回慰安妇的诉讼，到2005年5月13日再驳回平顶山惨案的原告的诉讼，2005年6月23日再驳回刘连仁的诉讼，再到今天的“7·19”判决，东京高等法院离良知越来越远了；三、“7·19”判决使我们联想到小泉纯一郎不断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为日本的民主和法治担忧，为中日关系的未来担忧。

　　面对抗议日本法官扬长而去

　　宣判前，面对法院大门，来自中国的原告代表和声援团高呼：“还我正义！还我公道！还我尊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义的呼声，是中国受害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那场战争的声讨，也是对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迄今没有作认真反省的抗议。

　　血泪控诉喊口号的人群中，有已近风烛残年的原告代表之一张礼忠老人。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一家几口当年惨死于日军细菌战的情形。张礼忠的两个弟弟和爷爷均死于日军投放的鼠疫细菌，奶奶和父亲也因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相继去世，这一切给当时只有10多岁的张礼忠带来极大的打击。说完这段家破人亡的往事后，张礼忠老人撸起裤腿，露出累累伤痕：那是当年日本飞机轰炸留下的印记。张礼忠老人的控诉令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野蛮判决下午2时20分，原告和声援团走进101号法庭，法庭一片寂静。10分钟后，3名法官从法官席后面的大门里走出来。法官们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让记者拍照两分钟。随后，法官开始宣判。坐在中间的法官拿出准备好的3页纸，宣读审判结果。判决书对一审认定的细菌战事实没有否认，只是说根据日本二战前的法律，国民没有向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然后又说没有类似的国际法。宣判过程比过去宣判中国人要求战争受害赔偿的诉讼案时说明理由用的时间更长一些，但归根结底还是一句：“国家无答责”。

　　所谓“国家无答责”，是日本明治时期的一条法理，即战争时期国民对国家所做的一切没有要求解释和赔偿的权利。日本法官说话有气无力，像在敷衍了事，宣判一结束，马上就有日本友好人士提出抗议，质问法官：为什么说这些蠢话？日本为什么这么傲慢？但法官并不理会，在抗议声中扬长而去。

　　强烈抗议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引起中国声援团和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严正抗议，日本律师团代表马上在法庭大门口打出条幅，上书“不正当判决”；中国声援团高呼口号，抗议日本高等法院不公正的判决。听到败诉的判决后，张礼忠无比愤怒，他说，这是一次没有人性的野蛮判决，他一定要战斗到底，讨回公道。中国声援团成员和日本友人组成了几百人游行队伍，从日比谷公园出发，举行抗议示威。

　　中国声援团高呼口号:“日本政府必须彻底认罪”、“抗议野蛮判决”。日本友人则打着条幅，身上背着标语牌，上面写道：“日本政府必须调查日军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必须答应中国受害者要求的谢罪赔偿”等。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何德功

　　“731”老兵筱冢良雄自述 “我永远无法得到宽恕”

　　现年83岁的筱冢良雄静静地坐在一座老寺庙的木制台阶上，用手指着寺庙内由一座宽恕女神守护着的一个小墓穴。那是他选定身后安息的地方。“我已经选好地方(墓地)，”这名试图用一生反思的日军老兵接受美联社记者专访时说。他强调，自己在“731”部队的日子依然是心底无法结束的折磨。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日本“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筱冢参与了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残忍、也是最先进的生物武器研究。筱冢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人体的用具以及把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等。

　　然而，很长时间里，日本政府一直否认“731”部队的存在。不过，也有像筱冢那样的日本老兵，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愧疚，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愿意用一生赎罪。“我按照吩咐做事。如果我不服从命令可能被(日军)杀害，”筱冢说，“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恐怖，我本应该拒绝去做，即使那意味着我要死。”“但是我做了，我永远不会得到宽恕。”他说。（庄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