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钊：1939年生，现任国家级督学、全国教育督导研究会副理事长、山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曾任山东省教育委副厅级督学，在教育督导、教育政策研究方面卓有建树。

    《新教育周刊》：暑期将近，择校再次成为社会焦点。作为一名资深教育工作管理者，您认为择校热的症结在哪里？

    马钊：归根结底在于优质教育的供给总量滞后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择校热反映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优质教育的学校太少而要求到优质教育学校的学生太多；正因为优秀学校太少，满足不了需求，因此形成了卖方市场，学校及其主要部门以奇货可居，便用高收费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市场；除了货币购买之外，要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就是靠学生的考试分数，这样学校就要让师生加班加点，扩大知识涵盖的范围，提高运用知识的熟练程度，这就势必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三个热点虽然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多年，社会反响强烈，教育部门也三令五申要求禁止，但至今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即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总量满足不了广大群众日益增加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新教育周刊》：要破解教育不均衡的难题，首先应该正本清源，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现今的教育失衡？

    马钊：目前，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与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俄罗斯血统的美籍教授库兹涅茨在分析贫富差距的变化情况时发现了一条曲线，假设由纵轴表示不平等，横轴表示人均GDP，一个国家人均GDP和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条拱形（倒U形）曲线的样子，即一些完全没有发展的贫穷国家贫富差距也不是特别大，然而在人均GDP500至1000美元时不平等程度会急剧上升，达到峰值以后，随着该国人均GDP的进一步增长，贫富差距指标又会逐渐下降。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是因为中国处在曲线的上升期，贫富的差距直接影响到教育的不均衡性，这是客观规律。另外，当前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与政府教育政策的调控也有直接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面对人才严重短缺资源严重不足的状况，要求各级政府要集中力量办一批重点学校，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所以说当时的教育政策是效率优先的英才教育，关于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是正确的。但是也为今天的教育不均衡发展埋下了隐患，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

    《新教育周刊》：如今教育均衡发展已经成为从上至下的重头工作，您认为应该先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马钊：当前应该重点解决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均衡，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均衡，至于高等教育，当前刚刚进入大众化阶段，还不可能为每一个适龄青少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谈不上普遍的公平。而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所以应该是政府政策调控的重点。

    我有四条建议。一是省市两级政府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现阶段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标准，通过普查，摸清达不到办学标准的学校名单，据此制定规划，调整布局，增加投入，争取在2010年之前，实现县区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条件的相对均衡。二是实施名校带动工程，原有的高水平重点学校、规范化学校、实验学校要与薄弱学校结对子，使薄弱学校成为重点学校的分校、分部。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各种考核都按一个学校对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由公办改为民办，民办学校要名副其实，真正与公办、国有脱钩，成为独立法人。三是大力抓好校长和师资队伍的培养、培训和管理。教育发展不均衡，除了办学条件的差距，最主要的还是管理水平的差距和师资队伍的差距。因此教育部门除了大力提高师范教育的质量以外，要强化对现有老师的培训。在管理方面，要实行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和淘汰制度，不断优化教师队伍，要实行校长、教师轮岗制度，鼓励优秀教师、优秀校长到薄弱学校工作。四是改革对义务教育学校的评估、评价制度。过去由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评选重点学校、规范化学校、实验学校的做法，实际上加剧了学校间的不均衡发展，挫伤了薄弱学校的办学积极性。政府及教育督导部门应加强对某一区域内整体办学水平综合评估，重点看均衡发展的水平，对学校则侧重进行发展性评估，看学校自身的提高幅度。本报记者刘淼